在这个时候，我在潘达珀斯学院十分敬仰的一位老师，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与李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去担任教职，而我被邀请去接替他原来的职位，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
这份邀请像是我的救命稻草一般，被我马上接受了。我在潘达珀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教职并感觉十分满意。
这段时间，我对弗吉尼亚的感情不断增加。我的两个兄弟离我很近，学院里有很多我熟悉的人，我很轻松地融入到了新的生活中，并感觉到这种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生活，就是我以后的归宿了。
我在这里一年后，就想继续再待一年，第二年后又是如此。不容否认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我仍然难以对以后的道路作出决定。
在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杰尔摩（以前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决定要去从事神职工作，并在随后的一年去读了神学。之前，他曾多次跟我讨论过神学问题。这件事情的中间过程和他最后的决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一年之后，我也进入了协和神学院学习。在他毕业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宿舍。
对潘达珀斯学院来说，我算是个“老人”了，这使我在感情上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且使我可以重新审视这所学校。
就年龄来说，我比学院里的学生大不了多少。我的教学工作为此难免会受到一些阻碍。但年龄的问题很快就因为学院的优势弥补了。在课堂上，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乔治·丹尼老师，我的学习态度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发生转变的。在课堂外，我很容易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时，我会作为他们体育队的领队，和他们一起到别的学校去参加比赛。
简单来说，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你是在教拉丁文，还是在教学生？”我是教学生的，所以即使是基础的理论课程我也会把它变得有趣。比如，我会撇开像《凯撒评注》（一个军事指挥官作的军事笔记）这种肯定会让学生们感到厌倦的东西不讲，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考尼里乌斯·尼珀斯写的名人传记。它是专门供罗马的孩子们阅读的，简短、生动、有趣，足够让学生们用来练习拉丁文语法。
我后来在南京神学院，以及再后来的燕京大学的时候，也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和学生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朋友关系。相比起燕京大学的学生，南京神学院的学生显得质朴、简单。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的差别一样。
教书期间，我曾经两次参加了在麻省诺斯菲尔德举办的夏季聚会，它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的一块组织的。聚会很成功。很多有见识的人做了演讲，大家对宗教问题也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我总是能在当中听到很多新颖独特，同时又很实用的宗教观念。这与我以前接触到的空洞无聊的说道完全不同。耶稣在这里摆脱了神秘的光环，成为令人崇拜和敬仰的真实存在。而这在以前肯定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
和参加聚会的很多青年人一样，我贪婪地吸收着这种对基督信仰的新鲜解读。我想我应该对罗伯特·斯皮尔表达我最诚恳的感谢，正是他的观点让我对宗教有了新的领悟。这直接形成了我日后宗教信仰的基础。之后，虽然我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幸，我的宗教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它在我心中依旧明亮，从来没有熄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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