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总是会把“溢”出的那一部分转而分注其他文体。因此，散文写作，也就被很多诗人称为“诗余”。诗人邹汉明也是如此。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他所使用的语言肇始于诗，那么，诗歌语言的变化往往也会带来散文语言的相应变化。跟大多数国内的诗人一样，汉明的诗历经欧风美雨的浸润，后来屡经变创，在分行的文字中自铸欧风汉骨。近十年来，他由诗而文，由文而史，骎骎进于文史领域，写了不少亦文亦史（甚至是有意打破文体边界）的文章。如果说，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向内的游走，那么，文史写作则是一种向上的回溯。前者偏于自由、放逸、长于想象；后者偏于严谨、缜密，着重实证。汉明在两种文体的交叉书写中，取态有异，张弛有度，是见功夫的。我没有治史的天分，却喜欢读史。尤其是野史。论文字，野史要比《史记》以降的正史更鲜活。野史的野，在于它带有民间视角。因为野，看问题的眼光便与正史判然有别。唐、宋、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笔记，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当野史来读，有时在某种情境之下读了，会有一种数千年往事如在昨日发生的感觉。汉明写文章，也时常喜欢从野史一路打进去，从民间视角铺陈开来，显而为文史，隐而为诗——即便读那些考证的文字，也能发现他的诗心，他那种“从自身获取的视野”（帕斯）。话说回来，他尽管写了很多文史类文章，但真正着力之处，还是诗与文（包括评论）。他的诗歌可视为一个人的心灵史，一部分诗歌评论可视为一个人的诗歌史，《江南词典》可视为一个人的地方志，塔鱼浜系列文章可视为一个人的成长史。这里，我要谈的是一个诗人的散文，和一种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方方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雁荡山诗会上初识汉明。印象中，他读过很多书，说话有底气，一口桐乡腔，偶尔也会崩出几句英诗。他崇拜拉金，并且像老朋友那样亲切地称之为“我的文学英雄、光头佬拉金”。作为诗人的邹汉明一度被人戏称为“中国的拉金”，大约是说他早期的诗深受拉金的影响，少不了几分洋气。而事实上，他身上也有一种可爱的土气。与飘浮的火气相反，土气是重的，往下沉的。多年来，他的文字经过一番修炼之后，慢慢地沉了下来，有一股子猛烈的静气。与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爱静的人。即便很闹的地方，也要取静，也能取静。二〇〇七年他相继出版了《江南词典》《少年游》。这两本书里面不乏古俗今说、掌故杂说，有时候也把自己搭进去，说上一说。这样的文字好比南方的夜航船，总会带着人往深处游，静处游。现在坊间有许多书也写水乡风土的，类如旅游指南。它们总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哪里有名人故居、先贤祠，哪里还有特色美食。最终给人的印象无非是几条水路、几处旧兮兮的老房子加上一份菜谱。而诗人邹汉明却非常明智地避开了这一切。他走进了南方的腹地，走进了人迹罕至的乡野之地，走进了寻常庭院，走进了一棵树的年轮，并将沿着一片树叶的茎脉，一直走进深妙难解的掌纹：他把自身的微命揉入了整个南方乡村远为繁杂的历史与命运之中，既有深入的诗学认知，也有飞扬的诗意想象。《江南词典》让我看到了汉明的变化，一种由内而外的变化。因此，我那时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说，诗人邹汉明回来了，他搭乘散文这条大船远渡重洋之后，又回到了汉语的故乡。
我与汉明一样，小时候就被告知：讲普通话要学会跟播音员一样标准，写文章要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就像一个少小离家的人，我们远离汉语的故乡。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训练、翻译体语言的异化操作。汉明的变化，大概是从《江南词典》这本书开始。读到这本书，我就相信，他已找到了一种切身的、可以供自己后半生受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一个在写作中已经形成文体自觉的作家或诗人，有选择地使用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时尚话语的一种疏离，对普通话的一种谨慎的冒犯，有时则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亲近（同时也是对遗忘的反抗）。在这一点上，汉明竟与我不谋而合。十多年前，我搜集了一些颇有意思的温州方言词条。对于一个语言贫乏的写作者来说，它们已经转换成个人的隐秘资源，换一种诗意的说法，它们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是它们让我一下子血气充溢，双目明亮，由此而明确了今后的写作方向。因此，当我看到汉明的书中出现那么多方言，我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我没有研究过吴越语系，但我发现很多方言（包括一些汉明提到的“老古话”）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汉明笔下的老乡把“我们”称做“吾拉”、“他们”称做“伊拉”，与温州话都是同一个念法，“拉”字是句末助词，念来悠长，听来亲切；又譬如，“下雨天”在我们这儿与汉明那儿都一律叫做“落雨天”，一个“落”字，有着滴沥不尽的南方意韵；“年底”叫做“年脚边”，就仿佛我们这儿的人把“临近黄昏”称做“黄昏边”，多了一个“边”字，那股村野气味就出来了；汉明那儿的人把喝茶称做“吃茶”，类如我们这儿管喝酒叫做“吃酒”；问菜贩子“几钿”，与温州话“几厘番钿”的叫法很相近，只是“省脱”两个字而已。我把这些方言土语拎出来，倒不是说这些词看来十分“尖新”，非要鼓励一些人故意去标新立异，在语言上玩杂技什么的（方言有助于在文字描述中增添一点地方性色彩，但它并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方言写作），而是要在这里特别指出，方言与普通话、欧化语言、文言、语体（即白话文）已经构成了我们日益丰富、驳杂的现代汉语。我们从方言中能寻找新的汉语表达的可能，反过来说，新的汉语表达也能激活一部分已经沉寂的方言。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沉寂的方言经由语言学家发现，却常常被作家或诗人发明。
二〇一七年，汉明将《江南词典》与《少年游》合为一部，仍以《江南词典》名之——这是他为了寻求内部的完整性而在外部形式上所做的一种努力——他沿用的体例，是《米沃什词典》式的。此种体例，即按英文字母检索。有些文章是先写好了，再按秩序塞进去；有些则是先列好相关词条，然后再作补充。循此体例，好处是其间有些情境藕发莲生，可以在各个章节之间任意穿插；难处是要让每篇都写开去，写透。说实话，这样一本词典，如果不是靠作者的语言才华来支撑，是很难写下去的。比如写池塘，他引譬连类，把池塘喻为一面液体的镜子、饱满的镜子、魔幻的镜子、饥饿的镜子，由此展开一连串的词语想象，如果分成行，作为一首诗想必也可以成立。写“弄堂口”这个词条时，他的笔法则近于某篇小说的开头，纯以白描，不事雕琢，情节尚未展开，就戛然而止，仿佛是怕写多了溢边。新版《江南词典》中的文章近一百五十篇，篇幅大致相同，笔法却富于变化。如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前者近于赋体散文，而后者近于笔记体小说。二文写法不同，若不是靠一种方言带出的氛围统摄，其整体风格或许就会走样。
一个人写作经年，恐怕就会思考这样一些深层的关系：我与母语之间的关系，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世界与我的母语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作为小说写作者的我在思考，作为诗人的邹汉明也在思考。有一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