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孙铭，年生。年下放农场。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年毕业后为江苏省省级机关秘书。5年考上中央党校党建专业研究生。8年起在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任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三级教授。原题
我的上学、下放与高考作者：孙铭
一、年少时光我出生于年，年夏至年夏在扬州市工人子弟小学上学。这所小学坐落在扬州城东北角的便益门小街上，从校名可知，学校不是重点名校。记忆中这所学校的教室大都由不规整碎砖砌成，有的教室可能还是以前的老房子改的，桌椅也破破旧旧，没有新和美的印象。学生们大都是住在附近工人新村的搬运工人、扬州麦粉厂职工及城郊平民百姓的子女。父母让我读这所小学，也只是就近上学。
记忆中从没听父母讨论过扬州的哪所小学质量好什么的，好像他们头脑中没有现在的家长们为子女择校入学的意识，我也从没听父母嘱咐我，现在好好读书是为了将来能上好的中学，然后再考大学什么的。小学老师们也从没对我们讲过这类激励的话。所以，在小学阶段，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今后要考大学的概念，也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
我大姐长我七岁，也读这所小学。她是她那届毕业生中唯一考上“扬州中学”的学生。但父母也从未用姐姐的这个事例来激励我。
由于没有父母及老师有关上大学的激励，加上我年幼无知，小学阶段懵懵懂懂，没感到学习有什么压力，每天就是去撞钟上学。自己觉得在同班同学中也不十分拔尖，成绩大概处在前几名吧。但我那时在学习上还是有要好之心、羞耻之心的。记得约二三年级时，老师有一次让班上几位所谓成绩好的学生到她家去，她让我们默写生字词，居然有的字词我默不出来，还偷看了别人的。这给我以很大的刺激，心想，老师待我这么好，还认为我是好学生，可我却默不出来，怎么对得起老师!当时很感羞愧，至今难以忘却。心中有痛，事后就思考自己为什么默不出来，意识到原因主要在老师教我们及自己看书时，好像是认识了这些字，但没能记住。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会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是不是记住了。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起来蹲在地上看语文书，觉得头脑特别清醒，书上的字句很能进脑子，就以为蹲着看书能记住。当时还不懂什么叫“学习效率”，以后看书就常常有意识地蹲着或坐在低矮的小凳上。现在想来，用这种姿势来学习所以有益处，可能是降低了身体高度，人容易静心。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个中原因至今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感觉这样看书效果肯定比站着看好，所以，年高考复习时，只要有时间能呆在家里，我就把资料铺放在床上，自己则坐在床旁的小凳上静心看书，还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只是由于那时基本上天天忙于上班，这种“享受”的时光很少，偶尔拥有，会觉得弥足珍贵。
年夏，小学三年级时，“文革”来了。学校的教学时断时续，但还是把小学读完了。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我所在小学的老师们卷入“文革”的劲头也不大，还是能按部就班地把教材上该教的都教了。但那时的小学教材可能已被缩简了。在工人子弟小学的几年中，除了看了些小人书外，课外书读得少，这原因一是学校条件差，没有图书室；二是学生大都是工人子弟，家里没什么书可带到学校来互相阅读。在小学阶段，我在学习上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是出于一种人要好的本能上上学而已。
年夏小学毕业后，由于“文革”期间不再进行重点中学的选拔考试，按户口所在区域，我升入“扬州市第一中学”初中。这所中学名称上有个“第一”，很好听，可在当时扬州城里中学的排名中只能排第三或第四，前面还有“扬州中学”“师院附中”和“新华中学”。但这也是一所在教学质量、文化底蕴及硬件设施等方面都不错的中学，有像样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上课时每间教室学生都坐得满满的，还有像样的礼堂、篮球场等，只是校园不如“扬州中学”那样幽深。
对于我这个从破旧的工人子弟小学出来的“土包子”来说，能进这所像模像样的中学念书，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虽在“文革”期间，但学校的教学还正规有序，老师们彬彬有礼，有气质、有素养，敬业执教，学生也比我在工人子弟小学的同学更爱学习，放学后到有的同学家玩，还有课外书可阅读。但我在一中仅仅读了半年，与同学还不十分熟悉，年底，就不得不与刚刚喜欢上的这所中学告别，因为我要随父母下放农村去了。这一别就是四年，而且还是中学阶段最重要的四年！（当时学制改为五年，初中两年半，高中两年半。）
父亲遭下放的原因应该是与他的“政历”问题及一次错呼口号有关。父亲15岁时，曾被文盲奶奶拉到当地自称是保护村民利益的会道门——一贯道的头头面前磕了个头，就算是入会了。实际上后来他外出打工、读书，跟这个会道门一点关系也没有。年5、6月间，他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后来在申请入党时，把自己磕过头的情况向组织如实交待，结果入党被卡住几十年。他直到6年离休退下来之前的年，才作为老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年10月前参加工作的可享受离休待遇）。而我是1年入党的，所以，在党内的资格我比我老子老，还够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父亲应是个政治上诚实的人，如果他年代初不向组织交待那一个磕头而入了党，这么多年下来，也可能是个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了。但我觉得他一辈子也值，因为良心不受谴责。
由于有“磕头”的政历问题，“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受审查，心绪不宁，在一次开大会全场高呼“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时，不知哪根神经出了差错，他竟口误喊成“强大的资产阶级专政万岁”，被坐在身边的人检举揭发。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口误，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整天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说法，他当时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常作这类的自我检讨与反省，故在呼口号时出现了误呼。
他立即频频作深刻检讨，认错悔过，好在当时“五七”干校的当权者与父亲都是长期在一个机关工作的，了解父亲的一贯表现，没有对他大做文章。但等到干校排下放人员名单时，他自然是榜上有名了。他15岁时的一个磕头，还有这次的错呼口号，使他磕磕绊绊了一生！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真诚跟共产党走的。我曾多次听他说，他过去在日本人的工厂打工时，日本人动辄抽中国人的耳光，他也挨过，他曾从苏南老家投奔苏北共产党的根据地，在边界被伪军逮住，还坐了老虎凳，又是奶奶借钱把他赎了回来，是共产党才使他这个农村小青年成为国家干部。所以，他一生追随共产党。但父亲一生在政治及人事问题上不精明，在有些问题上还较幼稚。
记得有一次大姐填履历表，在家庭出身一栏上问父亲应怎么填？父亲自以为内心是拥护革命的，就说填“革命干部”，大姐这样填了上交后，姐姐的老师告诉大姐，“革命干部”应是那些在革命时期曾从事对敌斗争的党员领导干部，弄得大姐好难为情。闹了这么个笑话后，我们家子女以后填出身时，就填“职员”，因为父亲不是党员。故从小我已明白，长辈不是党员的，子女就要低人一等，个人前程就不如党员出身的子女好。
青春时代（左一为作者）
二、随父下放我们全家下放的地点是江都县某林场，这个地点是父亲自选的。父亲是“老运动员”了，他在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就从省农林厅下放到这个林场，他下放的原因也应该是说了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好在没有给他划上右派。在这个林场劳动一年后，调到扬州专署多种经营管理局（一度又称农林局、农业局）做技术干部。其后十多年中，他下乡工作经常去这个林场指导工作，认识林场的领导。所以，年底遭下放时，他又联系了这个林场，要求再次下放该场。他有一技之长，又自带工资，不增加林场的负担，故林场领导同意了。
记得全家下放前一阵，他好几次去这林场联系下放事宜都回得很晚，脸上满是郁郁神色。那时他约4岁，而我13岁，以我那个年纪是不可能理解他当时的心境的。现在我64岁了，也见识过世态炎凉，现在想父亲当时的心情，肯定是无比沉重的。他本是专署的机关干部，虽没有领导职务，但十多年来时常到这个林场指导业务工作，也算是上面来的人，现在却只能降低身段，请求这个地域范围只相当于一个大队的林场领导接纳他，这种求人的滋味可想而知！他因15岁时的一个磕头，加上“五七”干校时的一次误喊口号，导致不得不把已在扬州城中生活得相对安稳的一家人搬迁到这处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异土客乡，而且这一去还不知何年何月能回！这里还曾是他十多年前就下放劳动过的地方，他是品尝过这里的艰苦生活的！所以，现在想来，父辈以往承受的劳动艰辛、生活磨难，及心灵上遭受的屈辱，其实比我这一辈要多得多，就不要再说那些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关进牢笼，遭受种种非人折磨，甚至失去性命的众多更不幸的人们了。
全市召开了欢送下放干部及家属的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被下放农村，我记得那个大会的场面隆重而古怪，主席台下排列了几十辆长途客车，下放人员及家属们坐在按下放地点确定好行驶路线的相应客车上，有下放人员的单位，还派专人陪坐在车内，以防开会时及途中出事，实际上类似于押送。开这种会时间不能长，以防节外生枝。市领导及下放人员代表刚讲完话，立马就开车把人拖走。开会时，我已听到邻车上有哭声，我们车上也有抽泣声。每家的家具用一辆卡车装载，在当天开会前，已先驶向下放地点。开完会后，客车出发，在广阔原野上一路把下放人员及家属陆续放下。现在想来，做这种人员安排、车辆调度工作，应花费了当时社会管理者不少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也动用了不少社会人力与物力资源！社会的管理者们要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对于社会发展未必有益，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家约是车上第二家下车的，先下车者都会与留在车上继续前行的人员互道珍重、互祝平安。我们这辆车行驶的线路是江都县、泰兴县，直至盐城的滨海县。
我们家被安置住在所落户林场一个生产队的仓库内，仓库是茅草屋。在仓库门口，父亲领着我们全家（母亲和我）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但围观的村民们没什么反应，没有鼓掌，他们应该知道这家人不是什么幸运人家，他们帮我们从卡车上把家具卸下搬进仓库。当时我大姐届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即只读完高一），已下放在兴化县，二姐按一家可照顾一名子女留城的政策，留在城里读高中。
这个成为我们新“家”的仓库孤零零地坐落在南北前后村中间的田野上，离前后村各约百十米，屋前是一小片生产队的晒场，屋子前后没有村民房前屋后栽种的可以用来缓冲风力的竹林和树木。当时正值隆冬，不时刮强劲的北风，风毫无阻碍地把整个茅屋顶吹得“嘭嘭”作响，呆在里面感觉屋顶随时会被掀掉似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把锅灶上的大铁锅卸下来，压在茅屋顶上，但生产队当时还没来得及在仓库里为我们家砌灶台，没有大铁锅，就只好找砖头、木头等重物压在茅屋顶上。晚上睡在仓库里，不时能听到蛇在椽梁上“簌簌”游动的声响。早晨开门，见到一幅有点小恐怖的景象：一张完整蜕下的蛇皮躺在大门口！原来聪明的蛇利用老式门枢的隙缝卡住自己的尾巴尖，把身上的整张旧皮蜕了下来。
不久，又把大姐从她下放的兴化县迁来，我们全家四口就住在这异乡异土的生产队仓库里共度岁月了。
当时苏中农村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一个村上偶有一两家砖瓦房而已，整个村庄的颜色基调是土灰色。村民的草房大都比较低矮，有的进门还须低头。家里除了旧桌凳、旧木柜，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有的人家甚至真是家徒四壁！
我们下放的林场是旱地，主要种植苗木、麦子和山芋。农民主食是大麦粥和山芋，一天三顿都吃这些东西。狗没东西可吃，只能吃主人扔给它们的山芋皮。每天早晨，村民们三三两两端着粥碗，啃着山芋，在村前的小路上聊天，狗儿就蹲在旁边等吃山芋皮，有时为争抢山芋皮还撕咬起来。要是哪家吃奶的孩子吐奶了，这家若没养狗，就会请与自家关系好的养狗人家把狗唤到家中，把吐在地上的奶渍给舔了，这就算是送了个人情了！我看那狗舔得那个香啊！我有时摸摸那些狗，感觉它们在冷得发抖！
我们家的生活情况比村民们好多了，我和大姐属于农村户口，与村民一样的分粮待遇，而父母是带工资的，可以到几里外的林场小镇（跟大村差不多）买些计划供应的米及肉类，所以，我们家的粪比村民的粪臭。当时村上家家都把粪缸半埋在自家大门前约七八米处（生产队挑粪方便），这样，进哪家的门，都得从这家的粪缸旁经过，里面稀汤寡水的，没什么臭味，因为他们一天三顿就只吃麦粥和山芋，家家还把水缸半埋在大门前约两米处，这样，一个村庄远远看去，是个突显水缸和粪缸的画面。一次，生产队安排人员到每家挑粪时，我在仓库的“家”中就听挑粪的村民说：“这家人家的粪真臭，吃得好！”想想当年下放农村时所见村民的生活状况，我估计比非洲的乡村也好不到哪去，与几千年前秦汉时期的农民又会有多大区别？！
安顿好“家”后，父亲把我带到林场中学，读初一的第二学期。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中学，只有两排平房，在一条直线上，每排约有三四间房，即全校总共只有七八间房。一半用作校长办公室、教师宿舍及会计室什么的，能当教室使用的只有另一半房间，学校有一个篮球场，是泥土地的，下雨后好几天都不能打球，印象中也没见学生打球。学校冷冷清清。有一片空地，原本应是操场，但被改作了菜地，被学校仅有的几位教职员工用来改善伙食了。教室里的桌椅都很粗糙，门窗残破。班上只有十几名学生，上课稀稀拉拉的，都是附近村里的孩子，他们衣着的陈旧程度是现在的孩子们想象不出来的。这样的学校场景与我原来就读的扬州市一中教室窗明几净、学生坐满教室，校园里、操场上学生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教我班数学的老师是学校的会计，他的办公室就在会计室，他好像还兼总务、食堂方面的杂事。有的老师虽不是本地的，但家好像也只是在几十里外的邻县，心里总惦记着家里的什么营生，一到星期六，就早早骑车赶回家去忙活了，有时星期一早上上课，还会在课堂上述说他是怎么一大早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我感觉，这儿的老师在此就是为端个饭碗而已。上课时，离教室几十米开外的村上还不时会传来牛羊猪鸡鸭鹅的叫声，特别是老牛“哞哞”的叫声使这所学校更有了独特的村野风味。从原来教学氛围浓郁、老师学生齐装满员的扬州市一中转到这所没有教学气氛、冷冷清清的林场中学，我心里的落差真的很大，总感觉凉凉的！
我在本村有两位同校同学，早上，我们约好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村。有时我也到他们家里玩，他们家没有任何课外书可读，不像以前到城里小伙伴家里有好多书可读。他们放学后一般都忙着挑猪草，要是下午上学去，一般都会挎上篮子，放学后一路扯猪草回家。我家不养猪，但我也陪着他们，帮他们找猪草，他们教会了我扯猪草。
学校除了上语文、数学等课外，还开设农机课一类的课，说是为适应农村的需要。学校中午不供应学生吃饭，我只好步行好几里路回家吃，但吃完饭后再步行到校，时间已来不及了。当时我个头也不高，骑家中的加重自行车腿不够长度，掏大杠式地骑，农村的土窄路也不适宜这种骑法，下午干脆就不上学了。在林场中学的一年，基本上每天都这样，上午上学，下午在家。父母亲、大姐在外干活，我下午则呆在仓库的“家”中照应家务。好在大姐保留了她读扬州中学时初一至高一的八册语文、八册数学课本（其余的可惜都处理了），我下午就对照自己现所在年级读她相应年级的语文、数学课本。“文革”前的课本都比我们当时用的经过缩减了内容的课本厚、习题量大，但大同小异，能看懂，习题也还能做，只是没有老师教。
父母亲对我的这种读书状况也无能为力，他们要用自己的劳动表现来赢得组织的信任，整天在外忙碌，顾及不了我。现在细思，如果我中学阶段的学习状况一直持续这样下去，我会不会有今天，就很难知了！
农村没有自来水，我学会了到池塘边的跳板上挑水，挑水时能像农民挑水或挑粪时那样，顺着扁担的两头颤动，有节奏地小步疾走，水一点也不溅出来，每天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后来，林场和生产队以我们的下放经费，及我们自出的一些资金，帮我们新盖了房子。由于财力有限，墙是砖包皮的，也只包到齐胸高，即砖包皮里面及胸以上还是土夯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一点。但屋里还是泥地，床和其他家具的脚要用砖头垫上，以防腐烂。那时，如果哪家屋里的地是砖铺的，就感觉清洁得不得了，很是羡慕。这所新居的北面约十七八米，是林场的一排猪舍，平时白天在家及夜晚，都能听到猪“哼哼”的声音，每天到池塘去洗菜、洗衣服，都要经过这排猪舍及一个储藏猪粪的大粪坑，但我当时并不觉得脏和臭，这大概是天天闻的原因吧，这也可以说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思想感情变化方面的一个收获吧。但建新房把家里的财力耗得不轻，几年后离开时又几乎是把房子白白送给当地。
不知是由于每天吃死水塘里的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严重水土不服，浑身发湿疹，每天身上发几十个，半年下来可以说是体无完肤。有时到林场小镇上的浴室洗澡，浴室里的伙计也不知我得的是什么皮肤病，不让我下水池，怕我传染给别人。浑身奇痒，长时间没有尽头。父母就让我在暑假到无锡城里的伯伯婶婶家去住一阵子，因为城里吃自来水。去了，一住下，当天身上就不发疹子了。但一回到下放地点，又是奇痒再起，苦不堪言。但在暂时不痒时，我仍会捧起大姐的那些语文、数学课本，做做习题。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书可读了。那时的农村没有阅览室，只有无尽的黄土和寂寞！大姐的那些书我读了不止一遍，在那个空旷晒场仓库的“家”里，及后来猪舍前的新居里，这些书陪伴我度过了许多寂寞的时光。现在回想，当时读这些书，不仅对弥补我下放期间中学教育那种状况所造成的学业损失有益，实际上也为后来参加高考在打基础，或者说，在作准备，但在当时是意识不到这点的。后来的事情证明，机遇的确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的。可惜大姐只读到高一就下放了，没有高二、高三的书，否则，“文革”前的中学语文、数学课本我就都读过了！
大概老天不忍心我的读书状况继续这样恶化下去，约在年初，父亲被抽调到县工作队，该队进驻离我们家下放地点约十几里的江都县大桥公社（镇）。他看到镇上饮用井水，想到或许会对我的水土不服病有好处，就想办法把我转到学生可以住宿的大桥中学。
这样，我从年初至年初，又在大桥中学读了三年，即初中二年级的一学年，和高一、高二的两学年。
大桥中学是一所集镇中学，也是没有围墙，只是将树木与荆棘混栽在一起作为学校的边界，边界外仍是田野及村舍。这所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教师的素质比较整齐，没有兼职行政事务的情况，教师上课也认真负责，学生上课坐满了教室，到这里又有了上学的感觉。当然，这所学校与我原来就读的扬州市一中相比，在校园规模、硬件设施、教师整体气质，及文化底蕴等方面还是有些差距的。如，学校没有图书馆，我住宿学校三年，下午放学后就没书可读，故我的知识面后来表现得很窄，视野不开阔。但庆幸的是，我在这所中学的三年中，班主任一直是教数学的黄九同老师，也就是我初二、高一、高二这三学年的数学都是他一人教的。他教学认真严谨，注意系统性，注意引导学生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时要认真细致，至今他在黑板上用教具仔细绘图及严谨推演三角函数公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由于他不间断地教了我三年数学，我觉得获益多多。因为，数学这门课由教师一人持续地执教，教学的系统性好，不会发生那种经常换老师而容易出现的重复教学，或内容脱漏的情况，他清楚哪些内容已教过，哪些还没教过，有时还会适当作点巩固性的复习，这对学生学习很有益处。所以，跟他学数学三年，一环套一环，有循序渐进之感，不感觉吃力，没有弄不明白的问题。后来，我参加年高考，之前经过半年的复习，能把在中学毕业后下放农场近四年期间已生疏了的数学再基本恢复到中学时的状态，并能考上南大，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给我打下的数学基础，有他的一份心血在里面，内心是很感激他的！
在大桥中学的三年中，由于用的教材都经过简缩，内容简单，加之“文革”已取消了高考，没有升学压力，学习很轻松。在初二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可以说名列前茅。但升高中后，班上约一半以上同学为周围公社转来，我感觉他们中有几位在学习上与我旗鼓相当。当时的教学是以数理化为主，对我印象好的老师都是教数理化方面的老师，语文老师对我印象也不差。可是后来我竟考了文科，如果他们知道了，可能会感到意外。在这点上，内心有说不清是辜负、亏欠、逃避艰难，还是羞愧等多种复杂的心情。
在那个年代，农村中学的住宿条件很差。初二阶段，全校只有十来个初中生住宿，住一小间，情况还算好。到了高中阶段，班上约近三十人为周围公社转来，都离家较远，只能住宿。这约三十人住在一间由教室改作的宿舍内，上下层床。冬天，用稻草铺垫在床下，此时宿舍里弥漫着浓浓的稻草味，住在里面的感觉像睡在打谷场的稻草堆里。夏天，天气炎热，宿舍极闷热，不少同学打赤膊。我在这样的宿舍住了三年，星期六下午回家。天渐暖和时，铺在床下的稻草不用了，我还把自己的稻草，还有邻床同学准备扔掉的稻草当宝贝似地弄回十几里以外的家中，我们那儿缺柴烧，因为地里的苗木销售出去了，收获的麦秸杆比稻草硬（硬度像现在的吸管那样），是铺草房屋顶的好材料，可以自用或出售。
学校的伙食也很差，主要原因是农民子弟囊中羞涩。当时能到这种集镇中学住宿读书的学生就已不是农村中一般的农家子弟了，不是有家人在外工作，就是做点小生意什么的，纯农户人家的子弟，读完初中一般就不再读高中了。这些住宿的同学很懂事，觉得读书增添了家庭负担，都很节俭，不乱花钱。那时的伙食早晚八人一桶稀粥，每人一点咸菜。中午八人一桶米饭，一盆菜、一盆汤。每星期只吃一次红烧肉，分肉时，值日的同学先把八人的碗排好，然后依次往碗里夹放一片肉，大约三四圈下来，肉就不够分了，只好把剩下的几片肉分给排在前面的碗里，到下星期分肉时，就把上次排在后面的几位排在前面，以做到基本公平。
同学们住在宿舍里有时闲聊毕业后干什么的问题，有位同学说，做泥瓦匠又脏又累，干木匠活干净些，又有技术。我觉得有道理，把这话听进去了，心想，中学毕业后与其去种田，不如做木匠。此后我便留心观察木匠是怎么干活的。现在我家里犹备有锯子、刨子、凿子、绳墨盒，还有专门锯图案的钢丝锯等工具，有空就喜欢捣鼓捣鼓。
年初，父母回到了扬州的原单位，我也跟着回了城，仍进扬州市一中，续读高中的最后半年，心里十分高兴。经过四年的曲曲折折，终于又回到了这所我喜欢的学校！
我大姐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我家的下放地。几年中，几次招工、上大学的机会都轮不上她。在那个年代，像我父亲这种连党员都不是的小干部，又处在下放状况，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哪还能有什么办法让子女被招工，甚而成为大学工农兵学员呢？大姐同班同学中有几位或被招工、或被招收为工农兵学员，他们的父母辈以往基本都是县处级甚至地区专员级领导干部。但她的这些同学当时被招收为工农兵学员，也只是进了扬州农学院、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扬州技工学校之类的院校。在当时，能成为扬州水校、卫生学校及师范类专科学校的工农兵学员，就要有较强的权力背景了，更别说进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后来的东南大学）这类学校了，至于上清华、北大，那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了。几年后，大姐在全社会知青都回城时才回到扬州，年后恢复高考，她已结婚生子，如果不是“文革”，她是能读大学的，她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在扬州中学初中毕业后，又继续考上了本校的高中。
我很幸运，在扬州市一中读高中最后半学期时的班主任朱奇象老师仍教数学。他教得娴熟老道，令我由衷惊叹。由于我有在大桥中学三年的数学底子，转学后还能跟得上他的教学（后来听说他在恢复高考后几年，被调到扬州中学，专门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我感觉学校安排教我们毕业班数学、语文及物理、化学等课程的老师都很棒，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左右，精力与经验正当年，只可惜，这已是我在中学的最后半年了，我又能受到他们多少耳濡目染的熏陶呢？学校作这样的师资安排，其良苦用心是很明显的，可惜我时运不济。
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有位男生在数理化方面比我要强一些，也有几位同学在语文上比我要强一点，原因应该是他们在我下放农村的四年中，所受的教育及种种学习的客观条件比我要好些，看的书比我多，而我在农村的四年，除了大姐那一摞“文革”前的教科书，几乎没有课外书可读。那位数理化比我强的男生在年高考后被外省一所与南京大学齐名的大学物理系录取，他的数学分好像也只有56分（他父亲当时是扬州一所大专学校的数学老师），而我年复试时的数学只有36分。当然，年高考时我还没有好好复习数学。班上另一位语文比我强的女生也在年被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录取，班上还有其他约五六位同学均在、年考入不错的大学。我想，如果没有“文革”，即如果没有社会动荡造成的我中学学业在农村的四年波折，以及后来我的第二次下放农场的又四年波折，我在扬州市一中这所中学能从初中平稳地读完高中，人生轨迹应该是可以成为一名一般理科院校的学生的，一生从事一般性的技术工作。
回城后，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屋已被别人住了，一时没地方住，机关暂时分配父亲住在一所老式深宅大院的二楼上，只有一间木壁板房。这种旧房子，楼上没人住，很安静。原来住在这间房里的是父亲的一位技术员同事，不知什么原因他不住这里了，但他原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期间的一大堆书还留在屋里，都是农技方面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书名记不清了），里面各种文体的课文都有，也就是一本比高中语文课本更深一些的语文书，开本比一般的书要大些，像马列著作那样的开本，较厚，约有中学语文书的两本厚，我如获至宝，放学后便躲在楼上静静地阅读。这座深宅大院在年前的主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盐商巨贾，被充公后成为机关宿舍，后来我能考上大学，大概与我曾在这里读过书沾了点“仙气”有关吧！这本书对丰富我的语文基础知识，开阔语文视野很有帮助，也应该对我年的语文高考有所助益。但当时读这本书时，是不可能意识到这点的。当时能达到的认识层次只是：这本书里讲的是真知识，我应该好好读一读，凭着一种要好的本能，自觉自愿地把它给认真读了。后来，天道酬勤，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
总的来说，我中学的这几年学习是不扎实的，特别是到农村这几年学业受到一定的损害，学到的文化知识非常有限。
作者（左）与同学
三、上山下乡年底，又轮到我自已下放了！当时政策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城，我二姐已在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时留城并分配了工作，所以，我高中毕业后还得下放。当“报喜”的锣鼓队敲到我面前时，我的表情一定是满脸的愤怒！因为，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我已亲身尝过什么是下放的滋味！当时，这种荒唐的“报喜”锣鼓声不时会从城里的某处传来，这种锣鼓声，还不如现在偶尔会传来的百姓家办丧事而吹奏的舒缓的乐曲好听，这应该也是个历史上的荒唐现象吧！
到我下放时，大概上面已考虑到以往知青下放地点离家太远给本人及家庭带来的种种困难，已允许知青就近下放，我被下放在郊区农场——扬州蚕种场。
这个农场承担着为苏中、苏北地区农村养蚕农户提供蚕种的任务，有三百多亩桑田。春夏之际，碧绿的桑海茫茫一片，甚是壮观。头两年我做桑园工。冬天主要在桑田里挖绿肥坑，给桑树剪枝修整。夏天的活儿最难捱，因为蚕宝宝饿了，无论何时都得下田采桑叶，哪怕刮风下雨、烈日高照，尤其在炎热的下午，采桑叶的滋味最不好受。此时桑树田里密不透风，被太阳晒得像蒸笼，但还得穿上较厚的长衣长裤，为的是防蚊虫叮咬，特别是防一种土话称“羊毛癞子”的毛虫螫肿皮肤，再者是防在桑树林里干活时，被树枝擦伤及锋利的老桑叶割破皮肤。这样的穿着，再加上不停地摘桑叶，拖着沉重的桑叶篓，没多久浑身就湿透了。桑园工还有件苦活是伐条，就是春蚕结束后，要把已被采光叶子的拇指粗的枝条从齐胸高的桑树主枝干上剪断，以让主枝干重新长出枝条及桑叶，为夏秋蚕食用。干这活需要较大的臂力、腕力及手指力，没剪一会儿，食指、中指及虎口上的水泡就起来了。十多天剪下来，手上的水泡摞水泡，钻心地疼。我们十多位桑园工，在伐完三百亩桑田后，受伤而粗糙的手也力大无比，和别人握手，不经意间会把人握得吃不消，以为是遇上了有武功的人。
作者做桑园工时使用的工具
这样，在桑田里实实在在地干了两年，手指变得粗糙，腕力过人，可以算得上是个干活的好把式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无可奈何地把中学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知识又还给了老师。不过，只要有时间，在劳动之余，或在农场值班时，还是会提醒自己别忘了读读手头上能看到的读物，如报刊杂志等。那时能就地随便坐在什么物体上，如木头、台阶上看看报刊什么的，就感到是种享受了，再也不会像以前读书时要求周围不吵闹、安静什么的了。
农场大门口的值班室，虽说不上是车水马龙的地方，但也不时有马车、手扶拖拉机及汽车进出，我有时偶尔值班坐在里面看报，还真不觉得吵，因为，能有机会坐下来看看报纸就很幸运了。有一次，在农场看报纸，还真对我后来年的历史考试有很大的益处。那时周恩来总理年逝世后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及地方报纸上经常刊载一些回忆与纪念他的文章，那次我看了好几篇从不同角度回忆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活动的纪念文章，使我对周恩来一生的主要活动与经历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而在年的历史试题中，竟有一题要求考生叙述周恩来在年前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主要活动与经历，且分值好像有18分，我因读过这方面的文章，答题时应该基本都答上了，而实际上我在复习历史时，并没有准备到这一题的内容。所以，年的历史考试也算是对我在下放劳动后仍注意不忘学习与阅读给了点特别关照吧！
在农场的第三年，约年底或年初，我们下放知青在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农场所处的城郊不断兴办工厂，产生的气体及粉尘污染了桑叶，蚕业不能继续下去了。上级与场领导作了个大胆的产业转向决策，现在看来，这个决策还是很有长远眼光的，因为，不是转产搞一般的农副业创收，而是搞现在仍大有前景的半导体产业——生产晶体管。这样，我们几十名知青全体被送到扬州晶体管厂培训了约半年，回来后自己生产。我们把一座蚕房改造成生产晶体管的无尘车间，购买设备及材料安装生产线，这大约又用了半年时间，约在年底最终运转起来。我到晶体管厂培训时是作为骨干被送去的，让我在硼扩散工序和晶体管性能总测两道工序上实习，回来后实际在生产线上起骨干作用，协助农场派来分管我们这一摊的一位陈姓技术员，帮助她协调生产线各道工序间的衔接，如，每批投入生产线的硅片现在已在哪道工序加工，最终何时完成了所有加工，测试出来后有多少芯片合格，即成品率是多少？要及时报告。但可能由于我们用蚕房改造的无尘车间，及新使用设备的清洁问题处理得不好，或者说，还要有一个磨合期，成品率一直上不去，只在7%～35%之间，也就是我们投入的片硅片，最终只有7%～35%能成为合格的芯片，其余的都报废了。而硅片是很贵重的人造晶体材料，故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扬州晶体管厂当时这类产品的成品率则在35%～45%之间。我当时作为生产骨干，还让负责一些事情，心里滋味不好受。
但仅凭我半年培训学得的那点操作技能，又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觉得有愧于领导的信赖。我的师傅曾对我说过，半导体的生产有点类似于酒的生产，你用老酒窖的生产工艺在新的地方做酒，做出来的酒总不如原来老酒窖里做出来的好。我们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此时，年冬，恢复高考已悄然来临。自己此时一方面工作做得不顺手，不能帮助领导解决成品率低的问题，另一方面，仍是个头上顶着“农”字头的人，“知青”的头衔使你在社会上矮人三分，就是在农场内，地位也不及正式的老职工，他们是国家编制内的人员，待遇也与我们不一样，想想长此这样下去最终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下，决定还是去考一考。
年冬的整个初试、复试，已没有印象是不是复习了，其实就是没有像模像样地复习过。初试，凭自己的老底子，过关了；再复试，选择考理科，但名落孙山。主要原因是忙于上班，焦心于产品的成品率问题，没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在参加复试前的四五天，我还按领导指令忙着到外地买设备。那天一早，我与农场的一位知青驾驶员用小跃进轻型卡车（载重仅.5吨）开长途到几百公里外徐州地区宿迁县某电子厂购买一种测试晶体管性能的仪器。按规定，小跃进卡车驾驶室包括驾驶员在内，只允许坐两人。宿迁厂家来我处推销产品的销售员与我们一同回去，人家是客人，我自然要请这位销售员坐驾驶室，自己则裹上棉袄爬上卡车的敞篷货厢，心想快去快回，办完事早点回来参加复试。
车从扬州开到高邮县境内，在高邮湖边大坝上的公路向北行驶，已开了几十公里，冬天车顶上长时间凛冽的寒风吹得我受不了，只好钻进驾驶室，三人挤坐在一起继续开，没多久，前面将经过一片坝下小镇。但就在此时被设在坝上的公路稽查点人员发现了，稽查员挥旗吹哨指令我们把车开到路边等候处理。下车后，我才看清这个公路稽查点实际就是个路边夫妻店，这位稽查员的家就在公路的坝下，我看他的工作情形是：兴致来了，就从坝下的家中拿着红、绿旗跑上坝顶的公路稽查点挥舞挥舞、吹吹哨，拦拦车，公路上没啥车了就下到坝下的家中歇息，也就是他整天在家门口上下其坝。他把我们的车拦下后，就又下到坝底的家中吃早饭，我跟着他跑到大坝下他的家门口，他拿着筷子、端着大碗蹲在家门口呼呼喝稀粥、嚼萝卜干，不理我。
当时公路上处理违章事情的效率很低，不像现在，罚单一出，就可以开车走人，而那时实际上就是用故意把你晾在一边、拖延你时间的办法来惩罚你。在那个稽查点，我们被晾了好长时间。那个年代公路上车很少，我们停在那儿，还给这位稽查员坝下的家门口增添了人气，因为这段时间我时刻跟着他，不断地向他说好话、恳求他。那时处理交通问题与现在还有点不同，现在是驾驶员违章了，其他人都呆在一边，没你的事，稽查人员只对着违章者说话，而那时是对着领头的、说得上话的，我是三人中的头，再加上是我违规惹的祸——从车顶上钻进驾驶室，所以，当时一切应酬得由我来担待。
在被晾下等待的这段时间中，这位老兄几次从坝下的家中跑到坝上公路挥挥旗、吹吹哨，履行履行职责，然后又回到坝下的家中歇息，此时我就像跟屁虫似地跟着他上上下下。唉！年高考的四五天前，我的历史抖音画面就是这样的一幕：我这位小平头知青，跟着这位不着稽查制服，只是在臂膀上套个红袖章的公路稽查老兄在高邮湖大坝公路边某小镇他的家门口上下其坝！
为了能早点赶路，我多次恳求以多罚款的条件放我们走，最终他同意了，反正当时罚多罚少，全凭他一句话，因为那个稽查点除了他老婆，就他一个人。我揣摩，他肯放我们走的一个原因是，他又拦下了一辆违章车。那天我心急如焚，但表面上还装着很镇静、满脸堆笑地与这位稽查老兄好言周旋。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个时刻全国千千万万的考生们都正在书桌前争分夺秒地发奋备考，而我此时却只能在这个湖边公路稽查站为自己的违章行为与这位高傲的稽查老兄软磨硬泡、求爹爹拜奶奶地恳求放行！心在流泪，欲哭无泪！
我们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才赶到宿迁，启货、验货、完成付讫及装货上车，忙到下午三点多才往回赶。晚八九点钟才回到农场。第二天上班又忙于仪器的开启及供车间测试正常使用等，弄完这些事，只剩两三天时间回家复习了，能复习什么呢？
年冬复试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考试中，我感觉物理、化学并不十分难，但数学考试给了我一大闷棍，觉得难度大，超出了我当年中学所学数学知识的范围（虽我学过大姐“文革”前的数学书，但只到高一为止），只得了36分！这是我有生上学以来从未得过的低分！使我这个以往自以为数理化成绩还可以的学生，失去了继续考理科的自信。我担心，要是下次高考数学试题比这次更难怎么办？因为按常理，考试应该一次比一次难。再考虑到目前在农场小企业整天忙于上班没时间复习，及自己语文复试成绩还可以的情况（95分），就决定半年后的年高考改考文科，这样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复习文科内容，下班时间则用来做数学习题。
作者（右）与朋友合影
四、再度一搏有了年不好好复习导致名落孙山、自取其辱的教训，对参加年的高考就真当回事了。我晚上约一两周参加一次市一中为社会上开办的高考辅导班，原来教我数学的班主任朱奇象老师也到辅导班上过几次课。经过一段时期的数学复习，我开始找到了几年前上中学时学数学的感觉，能跟上朱老师的数学辅导了，也能把他教授的一些解难题的方法举一反三地运用。
在白天上班时，我则见缝插针地利用工作间隙背记历史、地理、政治等内容。为复习得更静心些，有时我安排好事情后，装着出车间办事，悄悄溜到知青的平房宿舍复习。有一次，我又溜到宿舍，把南面的门闩上，坐在朝北的窗口复习。不久，响起了敲门声，是农场派来分管我们的陈技术员，她喊我的名字，我不吱声，仍坐在窗口，她喊了几声，门口没动静了，我以为她走了，继续复习。没想到，她绕到屋子北面，突然站在窗前，我十分尴尬，但她什么也没说，把车间刚发的一份饮料从窗口递给我就走了……我入南大两年后，她的也在扬州市一中读书的女儿应届毕业也考进了南大，被南大名声很响的物理系声学专业录取。那天，我正从南大南园的宿舍区去北园的教学区，在南园门口的物理系新生接待处巧遇她们母女俩，立马帮她们往宿舍拿行李。
善人助我高考复习的类似一幕，在我考研时又再次发生在我身上！年我大学毕业在机关工作三年后，又报考中央党校5年的研究生（脱产、在京），但那时社会上有的单位对在职考研的人还不能取很开明的态度，认为是不安心工作、这山看那山高、个人主义严重什么的，为了防止单位也这样看待我，我复习时尽量不利用上班时间，而把时间安排在下午下班之后。好在单位办公室在三楼，我的宿舍就在办公室的五楼，有利于我利用时间。我每天晚饭后开始复习，直至凌晨一两点钟。早上为节省时间不吃早饭，在八点上班前再利用一两个小时，到七点五十分立即下到三楼办公室，老老实实去做以往上班后必做的那些例行公事：拎水瓶到机关的锅炉房冲开水，拎回办公室后拖地、抹桌子等。这些事都争取做在办公室其他人员进办公室之前，等到办公室人员都到齐，开始闲聊时，再偷偷溜回五楼宿舍就着开水吃昨晚准备的早饭，吃完后再回办公室应付一天的差事，有机会就躲到某处复习一下。
单位一位肖姓中层干部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在我临考前一个月帮了我一把。他当时正好要用单位的小车陪一位北京来的干部到苏北转转，便让我跟他一道出差，说是让我帮他做些事情。车到扬州，他便把我留在扬州我父母家，他则一人陪北京来人去苏北。十多天后他们回南京，经过扬州又把我带回。他给我赢得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临考前一星期，我又持中央党校的招生简章正式向单位请了一星期假，因为简章上规定，考生在考前可以有一周时间专门复习。这位肖姓干部曾与我一个办公室，他闲聊过他的经历，十四岁参加新四军，由于年龄小，又认识一些字，部队就让他写写稿子，也就是做现在所说的战地通讯员。他打仗时就躲在隐蔽处写稿，有时还写得入了神，以致危险来临都不知，此时老战士就对他喊：“小*，快走！”他反应不过来，老战士拉起他就跑，往往死里逃生。年后，他曾是南京军区大院里的笔杆子，也曾做过县人武部长（或团政委）。他的文笔亲切自然，就像和人在聊天一样。他对我说，他从小就想读书，你能上大学不容易，考研究生就更不容易。他对我的态度及行为表明，他并不认为我是不安心工作，但他嘴上从没这么讲过。
那一年，江苏省有8位考生报考中央党校党史和党建两个专业的研究生，最后只录取了两名，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考取了党史专业，我考取了党建专业。我考上后，这位肖姓新四军老干部眉宇间溢满了愉悦！他一定会长寿的！巧的是，对我在农场与在机关考试复习时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这两位善人，都是常州人，常州是季子的故乡，季子不恋王位、崇尚仁义，厚学深养、最善听音，而他们两位则待人真挚、善悟时音！真可谓季子之遗风！
年7月中旬，开考前一星期，我终于有一周时间可以在家安心复习了，因为当时有规定，上班职工考前可以有一周的脱产复习时间。我终于安心地坐在了家中自己床边的小凳上，享受了一个星期的复习时光！但这点时间太少了，只能把以前在工作间隙阅读过、在行进中背默过的那些文科知识，从头至尾捋一遍，作点巩固性记忆而已。七天之后，便匆匆上考场了。
考试的那三天，是非常炎热、焦心的日子。
考语文感觉还不太难，得了8分。这个分数不算高，也不算低。当然与同班语文考得好的同学比，差距还不小。能考这个分，应该与我在全家下放期间在生产队仓库的那个“家”中、后又在一排猪舍前的新家，把大姐“文革”前的八册语文书精读了多遍有关吧，也与我回城后在那个幽静的深宅大院的二楼多次研读那本厚厚的大学语文书有关吧。但考题中有的词的填空，没能填上。印象最深的是“盘桓”的“桓”字不会填，当时根据上下文，我理解是较长时间停留在某处的意思，只好填了个“踱”字。回家查字典，没有“盘踱”这个词，我生造了一个词！应该得不到分。这个词填不出，说明我古典作品读得少，其实就是没读过，只不过在语文课本上学过几篇古文而已！
进大学后，我感觉自己在文科方面的底子比同学差。记得有一次到吴县太湖的东山岛实习，我与同学薛恒、李欣走在枇杷园的小道上，他俩边走边共同记诵《古文观止》上的一些名篇，谁忘了还互相提醒一下，而我却一句也搭不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读过这些名篇！现在，我在退休后的三四年中，终于有时间用工具书把《史记》逐句弄懂，《古文观止》也读完了。“盘桓”这个词好像在《史记》中已出现过，在《古文观止》中则多处出现，如，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有“抚孤松而盘桓”，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有“隐者之所盘旋”，都有逗留、徘徊的意思，所以，大概也可以填“旋”字吧（恕我现身边无当年的考卷）。我以前没有读过这些名篇，高考自然是填不出来的。
当年考场上的“盘桓”一词，“盘”我之深、“盘”我之痛，让我一世知耻，一世自励！现在我读《古文观止》，真可以说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如韩愈所云:“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我不知老之将至，仍在捧书死读，仿佛不久后下一场语文考试还在等着我，仿佛下一次同学相聚还会来临，那时我们再共同默诵古典名篇时，我就或许能跟着凑上几句了！哦，来世会的！
考数学时的感觉也较好，得了84分。这次考试没有年那次考试时的恐怖感，觉得出的试题大都在我们“文革”期间所用的数学教材的知识范围内，故答卷时能有事可做，个别考题卡住，只得丢下，最后还剩点时间把两条附加题中的一条，是三角函数证明题也做了，用的好像是朱老师讲过的对付这种题目的解题方法，当然，至今不知做得对与否。这次考数学之所以感觉还好，估计一是试题的确降低了难度，二是经过半年的复习，我数学已基本恢复到以前在中学时的状态。考试时，心里真隐隐有种感觉，我的两位数学老师——大桥中学的黄老师、扬州一中的朱老师在向我这个还想读书的曾经的学生给力，在推我一把。应该说，没有这两位老师共三年半的教诲，我是难以迈进南大这个高层次大学的文科门坎的！因为，我的各门文科分都属于低分或弱分。
南大邮寄录取通知的信函
后来成绩公布，知道数学得了84分，内心真有点后悔改考了文科，心想，如果我在年考理科的基础上继续复习，是有可能被理科的一般院校录取的。当然，当年文、理科高考是共用一份数学试卷，文科可以少做一题还是两题（记不清了），我的这个分数是按文科试题标准记分的，如果按理科试题标准来记分应低一些。
历史，得了88分。这个分，对我来说是高分，但与我班得95分左右的同学相比，逊色多了，再加上个别考题对我来说有点碰巧或运气，这点前面已说过。
政治得了76分，地理79分。这两个分数也是我自身文科底子差及自身复习状况应得的。我这两科的复习资料都是晚上参加高考复习班发的，当时手上没有一本地理书，也没有一本历史书，全凭发的油印资料及晚间辅导笔记来应考。总分分。
填报志愿好像是在分数出来之后，但那时考情信息不灵，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能不能报南大，就心中并不十分有把握地填报了南大经济系和其他院校的经济系。因为，当时听人说，今后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了。可后来又担心这是个热门专业，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过硬，父亲连党员都不是，弄不好竞争不过那些出身比我硬的，故又专门到农场及市主管部门盖了公章，出了两级单位证明到招生办改志愿，把原来填的经济专业改成历史专业。当时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说，你原来填的志愿不是蛮好的？改了可惜！但我心里的顾虑又不好向他说，还是坚持改了。现在回想，当年改为历史专业也没什么不好，从此我一生捧捧书本、两袖清风，清贫度过一生，现在老来安稳退休，有何不好？如果学了经济，毕业后从事经济工作有点小权，在这几十年市场规则、法治规则不健全，且各种诱惑又多的社会环境中，也难保不跌跟头，现在还不知呆在什么屋子里呢！
上大学时作者（前排居中）与同宿舍同学留影
五、人生感慨经过人世苍桑六十多载，现在回头来看，我高考的如愿，不过是漫漫人生之旅的一次小过坎。当然，当年也的确曾为此付出了甚多的辛苦与努力，也可算是应了那时最流行的叶剑英元帅激励学子的那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要离开劳作了将近四年的农场了，真正改变遭遇两次下放的命运了，但我当时却并不感到特别荣光与幸运，我是英雄呢？还是逃兵？恐怕两者兼而有之吧！那些还留在农场的知青们怎么办呢？再有，我还小负点责任的生产线上的管芯成品率低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农场刚刚起步的小企业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我不敢正视这些问题，不敢正视与我一起下放的知青同伴们的眼睛，悄悄地走了。如果我是个应届毕业生，我是不会带着工作上的愧疚走进大学之门的！
上大学前，我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办事人员对我说，知青的户口是严格管控的，如果你不是去上大学，户口是动不了的！我无语。这就是当年敲锣打鼓给我们送下放喜报的真实的内涵所在！？
光阴倏忽，年那个炎热、忙碌、焦心的夏日之考已远去四十二年。作为过来人，在今天重拾记忆、重温往事，不能不对那个年代个人在中小学，即青少年时期的种种遇际，及当年参加高考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甚而磨难感慨万千，有时心里还会萌生出一个滑稽而幼稚的想法：“来世我还想再考一回！”因为，、年高考时的时间困窘，至今思之胆寒！那时对于我这个必须天天上班干活的农场职工来说，能像现在的在校生那样安静地坐在教室与家中从容不迫地复习迎考，只能是一种奢望！
所以，我企盼与期望，在来世我也能像现在的考生一样，安静地坐在教室与家中，心无旁骛、气定神闲地专心复习，再也不用像当年那样急吼吼、气慌慌地争分夺秒抢时间了，甚至复习还要躲着藏着，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那时的我，在复习迎考时再也不会因工作上的烦事、琐事而心绪不宁！我还企盼与期望，那时的我，在复习、迎考、填报志愿时，再也不会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及成分而纠结不安，再也不会有“我的父亲连党员都不是”的滑稽的自卑感，而只须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奔着自己理想的大学、心仪的专业而发奋努力！
细想想，我的这个在“来世还想再考一回”的想法，也算不上什么奢望，不过是想能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以一个受过正常中学教育的中学生的身份，经历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求学之考罢了！我不过是不想让我曾经的那段不算幸运的中学经历及下放经历在来世重演，我想享受一下现在的考生们正常参加高考的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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