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为晚清对外战事中唯一的胜利，朝廷也把他的爵位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并成为军机大臣，可谓“入阁拜相”。时人有诗云：“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年11月10日—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此时，左宗棠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日中而落，月满则亏”，正当左胡组合如日中天之时，另一对政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把左宗棠和胡雪岩这对搭档干掉。
1
政客各自打算盘
自从“洪杨之乱”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没有完全好转，又遇到现代化转型，确实处处都需要银子。朝廷手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以“关余”为大宗，封疆大吏们想办事，眼睛也都盯着这笔钱。
李鸿章和左宗棠，均是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那时办洋务、建水师，包括打仗，有点像时下地方政府超过经济承受能力大搞形象工程。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形象工程上马创造政绩，就得自己想办法筹措部分资金。方法是现在仍被广泛运用的——企业垫支，政府埋单。对于胡雪岩而言，这显然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更可助左宗棠捞到更大的政治资本。此时，胡雪岩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这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
办起事来，如果只是手拿朝廷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肯定靠不住的。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要是先把银子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
借外债打仗，在清廷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祖制。但国库空虚，战事要紧。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岩当仁不让。他早已步入洋场，跟上海滩那些洋行大佬们混得很熟，由他出面，当然是马到成功。从这时起，胡雪岩就充当了政府借贷外债的经纪人。经手这么一笔巨款，中间的好处不言而喻。当时上海向中国人放贷的洋人很多，给中间人的回扣颇为丰厚。
如年的借款，出现四种利息。汇丰银行年息10%，左向清廷呈报时，改为月息1%。这样，年息就变成了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词，每月加息0.25%，折合年息为15％。遇闰年，则达年息16.25％。几种洋债利息，高的年息18%，低的年息9.75%。当时，刘坤一致书左宗棠，以为借洋款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两之多，当为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不可频频举洋债。左宗棠冷笑，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高息不但能速集巨款，满足军用，还能迫使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有洋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不敢拖欠，左宗棠不用求人，督抚们自会上紧。与此同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各省，财政是有限的，如果支付了高息，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一下子给了左宗棠，也就没有多余的银子支援李鸿章了。左宗棠利用“洋债”把朝廷有限的资源吸收到了自己这边，李鸿章自然叫苦不迭，北洋水师第一次购买外国巡洋舰是在年，而大规模购置军舰则是在年之后，就是这个道理。
左宗棠借英国人的银子，还有一层意思——以夷制夷。李鸿章求和，多半要跟赔款打交道，左宗棠主战，战场上“以夷制夷”，先发制人，借洋款来打洋人。西征，借英国人的款来对付俄国人。英国人为什么借款给左宗棠，就因为他对付俄国人，那时，英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俄国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英国人扶持土耳其；为防俄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就鼓动日本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印度洋，他们欲与中国联手。因此，西征借款对于英国人来说，既有商业利益，又有国家利益，而左宗棠以高息且高调方式向英国银行借款，那是做广告，西征得到英国人的支持。
左宗棠在汇丰银行贷款，银行本身并非贷款主体，它只是债券经销人，替中国发行国债，因此，每一笔西征借款，都以债券形式在市场上公开销售，通过发行债券，左宗棠西征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凡购买债券者，主观上虽未必都支持西征，但客观上，高息使他们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投了西征一票，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及其地缘政治空间。
左宗棠把高息作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国人的钱来遏制俄国人。因此，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欲如法炮制，以高息“绑架”英国银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战争中。
高息也给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间。银行发行债券，年息8％，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算回扣，仅利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独立商人，以利润为生命，左宗棠自己领兵打仗尚且要饷，胡为他筹饷，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左宗棠只好擅自作主，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了。可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为日后对手置他于死地的要害。
2
高新技术产业战
年1月，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一千万两以上，这笔巨款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十年辛苦创办的全部洋务企业。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果然，李鸿章和他的搭档盛宣怀，在电报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李鸿章（年2月15日-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建议清政府架设线路，叫外国人掌握中国的电信大权，不仅丧失利益，且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约而同都有了这个念头。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于是，左宗棠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局。李鸿章得知后十分生气，盛宣怀却指出，左宗棠贸然提出开办电报局，必成众矢之的。果然，慈禧太后对电报这个新鲜事物拿不定主意，守旧大臣群起反对，电报之事就被搅黄了。
此时，盛宣怀拉上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在李鸿章的防务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了一条电报线。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设立电报局的计划很快被奏准。
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3
做期货叫板国际资本
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阻挠下，胡雪岩办洋务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之后，胡雪岩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了生丝期货。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这使得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濒临崩溃。洋商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年，生丝每担市值两，到年，已下跌至两，再过八年更暴跌至两。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胡雪岩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博。
（盛宣怀（年11月4日—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
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权。
年前后，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看准时机，年5月，生丝出产之时，胡雪岩出手了。胡雪岩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八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两万包”。胡雪岩见丝就收，近乎疯狂。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
到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两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近四成。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
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赫德二十八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八百万两白银，谈判后，同意加到一千万两白银。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以致丝价大跌，几家大型丝商破产。
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变得非常脆弱。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4
信息战和信心战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天下皆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其声望与地位达到顶峰。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年，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当李鸿章得知胡雪岩要耗巨资打生丝大战，而左宗棠又不在两江的消息后，就与盛宣怀筹划置胡雪岩于死地。
清末大北电报公司上海站电报间内，电报员正在忙着工作。该公司是丹麦、挪威、英国、俄国等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电信机构，成立于年，出资的是外国人，基层员工大部分都是中国人。10年后，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始告成立
胡雪岩丝毫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陷阱。胡雪岩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处处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由于盛宣怀掌握着电报局，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阻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当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时，正好赶上要支付军费，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八十万两。和往常一样，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时也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补上。若在平时，这八十万两银子根本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只好眼巴巴盼着上海道协饷能尽快到账。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二十天。
胡雪岩等不来这笔救急钱，汇丰银行又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开始催款了。按理说，八十万两银子对胡雪岩来说也不是大钱，可因为和洋人叫板，胡雪岩已经得罪了洋行以及整个买办集团。当时号称“洞庭山帮”的买办领袖席正甫，正为汇丰银行工作。在他的策动下，整个上海滩竟没有一个人借胡雪岩银子。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八十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贷款，阜康银行库内正好缺乏现银。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胡雪岩急忙赶往上海催办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邵友濂得到风声躲出去了，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适逢中法开战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局动荡，胡雪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渡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黑手竟是盛宣怀。
正当胡雪岩的“阜康集团”轰然倒塌时，年初，左宗棠的楚军在西南边陲获得“镇南关大捷”。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辛苦取得的胜利，竟被李鸿章送给了法国人，他愤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病故。这时，李鸿章又上了一道足以置胡雪岩于死地的奏折——奏折中声称，胡雪岩向洋*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最后，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
光绪九年（）底，胡雪岩破产了。
这年12月6日，兼管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和顺天府尹周家楣，联名上了《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告知朝廷京城阜康银号倒闭，这是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查到关于胡雪岩破产的最早记录。奏折说阜康银号伙计汪惟贤前来自首，供认银号已经倒闭，负责人已经弃店逃跑。
银号的老板即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五年前经左宗棠奏请，清廷刚刚赏给胡雪岩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向来只赏有军功之人，胡雪岩为清代唯一获得此赏的商人，可谓异数。
京城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知悉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12月5日，时为工部尚书的翁同在日记中记述：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清廷接到奏折后，当日立即下旨，要求毕道远、周家楣将阜康银号所经手的公私款项逐一查明登记备案；令闽浙总督何璟以及浙江巡抚刘秉璋查胡雪岩在浙江原籍的资财，以备抵债；还要求各省督抚将辖区内的胡雪岩产业先行查明。
清廷采取密谕的方式，只有军机大臣以及接到谕旨的有限几个人知晓此事，这是为了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一个民间银号的倒闭让清廷如此紧张，密旨中透露了原因，“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清时日本人大桥式羽所著的《胡雪岩外传》中所引户部尚书阎敬铭奏折，京城阜康银号倒闭后，“光绪九年十一月间，（胡雪岩）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人心浮动，道路嚣然。”翁同12月2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阜康银号的倒闭引发京城不下百家钱铺闭歇的关店潮，“迩来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
鉴于“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年10月23日，清廷下旨对银庄开设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设分号，必须先到户部等申请执照；各省要将开设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设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确为殷实富商，各票号间需共担赔偿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个票号每年需向户部缴纳税银两。
焦躁不安的官员们
12月27日，清廷给时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下旨，要求缉拿胡雪岩，并勒令胡迅速还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否则将从重治罪。谕旨口气之所以如此严厉，一个原因就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中不少人是阜康银号的客户，自然急于保全自己的存款。
尽管清点是秘密进行的，但达官贵人在阜康银号的存款还是逐渐为外界所知。12月18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说文煜在阜康存银有70多万两，要求查清这些巨款的来源。文煜时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此折惊动了病中的慈禧，当日她即下旨让顺天府究查。
顺天府清点的结果：阜康银号的账簿中，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这四十六万两中，文煜的哥哥、曾任江西布政使的文祥承认十万两为自己历年养廉银的结余。至于其他36万两，慈禧在12月25日要求文煜如实交代来源。
文煜不敢怠慢，当日上折告诉慈禧：自己从道光年间即出任地方官迄今30多年，加上还担任过管理海关、崇文门税务等“优差”。存在阜康银号的36万两，都是历年养廉银、薪俸结余。同在12月25日这天，慈禧发布了对文煜巨额存款的处理决定，承认文煜所言非虚的同时，为平息舆论，要文煜拿出10万两充公。
此事对文煜的仕途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年6月6日，文煜由协办大学士补授大学士，这表明77岁的他依然受到慈禧的礼遇。同年12月13日，文煜病逝。据说，胡雪岩在杭州的宅第（今胡雪岩故居）日后就以10万两银转让给文煜抵债。曾有人估计，不含地价，胡雪岩故居仅材料和建设费用应该在50万两至万两之间，可谓物超所值。
在阜康银号存款的官员还有很多。12月21日，邓承修上折参劾顺天府尹周家楣同阜康银号、胡雪岩来往密切，不适合查办文煜案。其中提到，阜康银号倒闭后，周家楣连夜带亲兵去查封银号，抬走“衣物八大箱”用以资抵自己存在银号的七万余两银子。翁同在日记中记载阜康银号倒闭的同时，还说“其票存不可胜计”。有他自己经手的，也有“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存在阜康银号。如今，银号关闭，他只能徒呼“奈何奈何”。时任户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王文韶，曾接到朋友来信，要他帮忙从阜康银号中索回所存的近0两银子，但王文韶觉得希望不大。
私款之外，还有不少公款存于阜康银号。左宗棠在年4月的一份奏折中就说：“该号商亏欠各省官项甚多。”年2月3日，左宗棠奏报朝廷，已经遵旨将胡雪岩的阜康商号查封，以便将来偿还户部和江苏在阜康银号所存的公款，这表明户部在阜康银号有存款。
根据清宫档案，至少还有福建的公款。年9月，邓承修就曾奏参福建布政使沈葆靖，将福建藩库公款私自存于胡雪岩阜康银号收取利息。阜康银号还负责给左宗棠西征军汇解军饷，浙江支持陕甘的协饷、给海关的洋税、应还洋商的借款，都通过阜康银号汇兑。年以来，胡雪岩帮左宗棠所借的洋款和华商款项共万两，无疑也是经由阜康银号。
由于属于私人经营，没有国家储备作担保，当时将钱存入银号生息是风险挺高的事。好在胡雪岩除了钱庄还有实业，因此追偿起来相对而言更有保障些。
沈葆靖曾被参将福建藩库银23万余两存于胡雪岩银号套利。年4月，经左宗棠、杨昌查明后奏报：沈虽将福建藩库银存入阜康银号，但并无有私存公款套利的行为。得知胡雪岩破产后，沈葆靖立即派人前往浙江专门负责追款。在浙江方面的配合下，迄今已经追回19万两，其余的四万多两将通过变卖胡雪岩的资产抵扣。翁同存于阜康银号的六千两，经顺天府尹周家楣的照拂，也于年3月1日完璧归赵。
据《胡雪岩外传》，阜康银号亏欠的公款中，欠浙江万多两，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78.6万多两，而各省自行追偿的欠款还不算在内。至于所欠的私款，据两江总督声称，仅京城就万两。清宫档案中并未发现该书所引阎敬铭奏折，《胡雪岩外传》所说尚存疑窦。同是该书所引材料，户部声称经过从年到年3年的追索，胡雪岩欠浙江的公款还有49.8万多两，欠两江公款20.8万多两。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咨复中却说，“胡光墉在日，统计欠缴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而今除了5万多两的行用水脚银外，已经用各地阜康银号的地产、资产等抵押偿清。
恩人左宗棠办理追偿
众所周知，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密切，除了帮着左宗棠借款以作军饷，他还帮忙购买和转运枪械、军需等等。年新疆平乱后，时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联名陕西巡抚谭钟麟上折，夸赞胡雪岩之功，“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最终为胡雪岩请到了黄马褂之赏，成就了一段传奇。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胡雪岩破产一事，《左宗棠全集》所收的书信无论是家书还是给朋友、同僚的信，左宗棠都没有只字记述。这并不意味着左宗棠超脱于胡雪岩破产案之外。清廷年12月27日的谕旨中，就要求左宗棠勒令胡雪岩迅速偿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同时还要左宗棠给相关各省发咨文，让各省配合查清胡雪岩的财产。这表明，负责胡雪岩破产案者，已由闽浙总督转为两江总督左宗棠。
最早在密查胡雪岩欠款和财产时，清廷并没有通知左宗棠，追偿时却让左宗棠办理。胡雪岩家产主要在杭州，按理应该是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负责。两江辖境为江西、安徽、江苏，并不包括浙江。朝廷深知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紧密关系，当初查访时没有通知左宗棠，或许是怕他向胡雪岩通报。而让左宗棠追偿，则有袒护老臣左宗棠和宽免胡雪岩之意。毕竟，朝廷只是将胡雪岩革职、清偿欠款，而没有治罪和抄家。
行用补水案中，也活跃着左宗棠的身影。年5月，经户部奏请，清廷下旨拍卖封存浙江的胡雪岩资产，充抵胡雪岩所“侵吞”的行用补水银两，用于修建南疆衙署。年，应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护理陕甘总督杨昌一再请求，左宗棠出面通过胡雪岩，由德国人福克引荐，向汇丰银行借款万两。之后，胡雪岩报销了水脚行用等两。这其中，福克中介费2万两，水脚行用花费30余两，结余4万多两。由此可知，所谓“水脚行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差旅费。
虽经左宗棠多次上折求情，以及刘锦棠、前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证明此银两为因公支出，但户部以在借款之前没有先奏报为由，始终不予报销。这笔“欠款”，最后经浙江方面追齐解往新疆。根据浙江巡抚刘秉璋年7月的奏报，此笔10.4万多两汇至甘肃，手续费为多两，也就是说每两的手续费约为2两。而当年胡雪岩押解多万两（借万两，汇丰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后，实际上只支付多万两），由上海至西北，平均下来每两开支银才9钱！
客观来说，胡雪岩没有侵吞这笔钱。但借款已办理完毕，剩余的4万多两银子迟迟没有上交，操作实在不够规范。当然，只认条文和程序，不看实际效果，晚清政府的颟顸由此可见一斑。
一番追偿、查封、抵押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只剩下胡庆余堂的若干股份，他本人于年12月6日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本文节选自《胡雪岩破产事件真相》，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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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破败于公元年12月初。关于胡破败的原因，如今几乎已众口一词：即胡败于与洋人竞争的蚕丝 。许多学者在评述胡雪岩的破败时，往往会举出以下两个例证：
一、晚清陈代卿所著《慎节斋文存》说：胡雪岩“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
二、晚清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说：胡雪岩囤积大量蚕丝，与洋人争利，“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夷人谓此次倘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为其所命，从何获利？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
然而，笔者通过查阅晚清报刊史料时发现，上述两个例证与事实完全不符。
洋人真的“一年不买丝”吗?
笔者手头有一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写信时间是在胡雪岩破产前夕（年9月），信的内容就是讲中国的蚕丝业。此信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蚕丝业的实况。写信的洋人叫白尔辣，当时就职于上海的旗昌洋行（美商），是一位长年居住上海的资深茶商。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光绪二年（）至六年（），上海每年出口生丝，最低的一年为6万5千包，最高的一年为8万5千包。光绪七年（）则降至5万5千包；光绪八年（）更降至5万包。今年（）可能连4万包都不能超出。导致生丝出口不断下降的原因，有人说是外国人买得少，有人说是中国人养蚕少。其实，每年上海所积之丝，洋商是全部买光的。民间见蚕丝业获利，养蚕之人也就越来越多。我曾多次去江浙等养蚕区考察，发现导致中国蚕丝产业年年下降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洋人不买，更不是中国人不养，而是养蚕区开始蔓延的蚕瘟病。
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意大利都曾爆发一种叫“粒瘟”的蚕瘟病，导致蚕丝产量大减。现在江浙等地出现的就是这种“粒瘟”病。此病危害极大，建议中国成立蚕政总局，采用法国学者巴斯陡（今译巴斯德）创立的制种方式，严格把好蚕种关，从源头上预防蚕瘟病。（李鸿章看完此信后，作了如下批示：“所见颇有见地，丝觔为出口货大宗，诚能略仿其说，考求蚕病，斟酌整顿，可冀事有成效，于税厘不无裨助。”）
可见，《慎节斋文存》和《见闻琐录》中，有关洋人“相约一年不买丝”、“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等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洋人不仅年年在上海买丝，而且还抱怨能买到的蚕丝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有了这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希望中国整顿蚕桑事务，发展蚕桑业。
胡雪岩有没有与洋人交恶？
晚清时期，中国最大的两项出口是蚕丝和茶叶。年11月，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据晚清海关资料记载：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为担。到了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担。从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2/3，经由上海港输出。那时，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
那么，胡雪岩在上海大量囤积生丝，究竟有没有与洋人交恶，导致各洋行的洋人“恨甚”呢？笔者查阅了晚清报刊等史料，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也获得了一些间接的材料：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年11月，上海阜康雪记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险情之时，胡雪岩将自己所囤积的包生丝分别卖给了怡和洋行（0包）、天祥洋行（包）。
如果胡雪岩真的与洋行的洋人交恶，致使洋人对胡雪岩“恨甚”，那么，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的洋人会及时出手接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据《怡和档案》记载，上海阜康雪记钱庄在年11月资金吃紧时，曾从汇丰银行拆借到10万两白银以维持钱庄周转。
旗昌、怡和、天祥等众多大洋行都是汇丰银行的股东或合作伙伴，如果胡雪岩曾经得罪过这些洋行的洋人，关键时刻能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尽管得到了汇丰银行10万两白银的救急，尽管将包生丝快速地脱手卖掉了，但是，胡雪岩最终还是未能逃脱破败的命运。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使胡雪岩难以走出破败之路呢？难道问题真的出在这笔包生丝的买卖上？
导致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
关于胡雪岩卖出包生丝，究竟亏了多少钱？一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亏了万两白银；有的说亏了万两白银；也有的说亏了万两白银。
洋人白尔辣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披露当时生丝的价格：“每包生丝通扯价（平均价）为两白银”，那么包生丝的总价值则为万两白银。既然总价值只有万两，又怎么会亏损万两、万两呢！因此，笔者认为：胡雪岩囤积生丝亏损万两白银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然而，一代巨绅胡雪岩仅仅因为亏损了万两白银，就走上了破败之路？这样的说法自然难以让人置信。那么，当时究竟还发生了什么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晚清《申报》当时的相关报道吧。
年10月19日《申报》报道说：去年（年）冬天，“本埠各大行栈倒闭纷纷，约计所耗之数，有数百万之多。市面情形大为减色。”进入年，市面更萧条，倒闭的商铺更多，并牵连到放贷的钱庄。年2月1日，上海的信源钱庄首先宣告倒闭，“亏欠某银行银约八九万两”（见年2月2日《申报》）。4月5日，上海的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共亏银约有二十九万两”（见年4月6日《申报》）。
此后，银根更紧，局面更惨。10月8日，上海又爆出两大钱庄倒闭的消息：一家叫“纯泰”，亏损金额为“19万白银有余”；一家叫“泰来”亏欠金额为“7万白银有余”（见年10月9日《申报》）。
10月22日，杭州声名显赫的德馨钱庄突然倒闭。当时，《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杭垣著名之大钱庄，合上下城计之，不过七八家而已。而其资本极巨、声名极震之店，则以阜康与德馨两号。如双峰之对峙焉。德馨庄开张于望仙桥河下，房屋闳敞，排场宽绰，本系某宦所开……
连日来，上海遭倒闭巨庄者甚危急，且泰来庄亦系某宦与人合开，一经倒闭，必致波及，其势万难支持，故于上月念二日即时倒闭。（见年11月5日《申报》）
可见，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前，上海商界已经出现一股倒闭狂潮，大批商店倒闭，继而是一家又一家的钱庄倒闭，并牵涉到外地钱庄。钱庄倒闭的消息，又引发猛烈的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因此奇缺。《申报》当时曾发表长篇评论，感叹：上海市面“银根紧急，为从来所未有”。（见年10月24日《申报》）
正是在银根越来越紧的寒气中，长袖善舞的胡雪岩也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困境。同年12月1日，上海的阜康雪记钱庄和杭州的阜康钱庄同时宣告倒闭。消息传到北京，已是12月5日，当天晚上，北京的阜康福记钱庄门口“取银之人拥挤不断”。次日清晨，该庄便被官府封闭。
与此同时，扬州、镇江、金陵、苏州、宁波、温州、天津、北京等地，都传出了商铺倒账、钱庄倒闭的消息。当时，被《申报》点名报道的倒闭钱庄有：巨顺、京西、利康、怡源、同源、华盛、德义、景泰、乾泰、昌永、泰昌、复兴、源锦、永和、义和、裕泰、阜源、义兴、元丰、源享、恒聚、兴魁、公丰、春升、信位、公诚、宝兴源、源茂永、大兴公、景家字号等30余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银根紧缺、商铺倒闭的呢？当时的《申报》也给出了答案。
年11月4日的《申报》报道说：
中国之创办公司，不过近年来有之，前此未之闻也。然自创有公司，而中国之场面愈阔，中国之市面愈疲。即如上海一区，目下倒账之多，连年叠见。论者莫不纷纷然，咸以为公司股份之为害。窃谓：其所以为害者，在乎股份票之各相买卖，无异空盘。
原来，当时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由于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买卖，所以市面上出现了资金大搬家现象，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说：从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年1月23日《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申报》说：年，“沪上市面自夏秋以来，日见衰落之象，至冬间则更疲敝。亏倒之行号、店铺，日有所闻。讼案累累，不能清结。”（见年1月23日《申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用在了囤积物资（生丝）上，应该说还算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面临资金困难时，生丝还能够及时变成现银的。但是，胡雪岩钱庄的资金远不止这囤丝的万两白银，更多的资金当时应该都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挤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这应该是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
结论
年，起源于上海的金融风暴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沿海各地众多商铺、钱庄纷纷倒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不过是其中一枚被推倒的骨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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