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鹏我家是养过蚕的，那时只觉得累，一种刻骨铭心的累。这种感觉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一直绵延到今天，成为记忆的底色。蚕吃“老食”的日子，母亲一遍遍地把桑叶撒到蚕匾上，房间里像是下起了小雨，沙沙作响。桑叶是需要一片一片采摘的，我们把自制的顶针式刀片戴在手指上，机械一样摘桑叶，从天亮忙到天黑，才能勉强摘够当晚的蚕食。我们需要天天靠在桑地里，母亲提前备好一天的饭，饿了就在桑地里胡乱吃点。父母起初并不懂得养蚕，村里号召养蚕致富，他们就积极响应了。买了一块桑田，种上桑树，边养边学，渐渐摸索出了一点门道。记得蚕种是论“张”的，母亲把几张蚕种取回家的那天，颇有仪式感，家里的卫生提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也用石灰浆消了毒。母亲小心翼翼把蚕种放到炕头上，不让我们凑近看，不许我们大声说话，怕吵了蚕种。炕头的温度也是试了又试，要热，又不能太热。等到出蚕苗了，看上去就像一群蠢蠢欲动的小蚂蚁，让人心里好奇又激动，我屏住呼吸，不敢喘气，生怕嘴里呼出的气流把蚕苗给吹飞了。母亲只让我们看几眼，就再也不让随便看了。蚕吃七天，就眠一次。睡眠以后，就不吃食了，醒来再吃，七天以后再眠。如此循环，大约三次，三眠之后就开始吃“老食”了。“老食”是村人的说法，是指最后的吃食，也指食粮很大。一层桑叶撒到蚕扁上，很快就被吃空了。这个时候母亲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快要忙到头了，忧的是蚕的食量太大，全家人都靠在桑地里摘桑叶，也摘不够蚕吃的。在我的记忆里，走进桑地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我不怕劳动，不怕累和苦，怕的是摘桑叶这种活计太机械太单调了，漫无尽头，无人诉说。现在回想那段时光，现实越是苦闷，内心的阳光和梦想就越是强烈，就像我的老实巴交的父母，无论生活多么贫苦，从未怀疑和放弃过劳动，他们相信唯有劳动，才可能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摘不够蚕吃的桑叶是一回事，田里的桑叶不够蚕吃是另一回事，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到了吃老食的日子，最担心自家的桑叶被人偷摘了。我那时年少，对偷桑叶的行为很不理解，摘桑叶那么累那么苦，竟然有人愿意偷偷摸摸地自讨苦吃。直到有一次，我家的桑叶因为被别人偷摘了，不够自家蚕吃的，而距离上簇结茧还有几天，母亲一夜之间就哑了嗓子，说不出话来。那次养的蚕，因为桑叶不够吃，结茧的质量不达标，卖的价格是全村最低的。母亲为此难过了好多日子。从那以后再看到蚕茧，我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同时又有一份忧虑涌上心头，担心卖不上一个好价格。我曾电话里向母亲求证一些细节，她说养蚕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见到钱了——时隔30多年，谈起养蚕，母亲最深的记忆是赚钱。当年全家人的生活，还有我和弟弟的学费，都指望卖茧的钱。吃过“老食”，蚕渐渐就不再吃了，开始结茧。对“作茧自缚”这个词，我一直是不理解的。怎么会说是自缚呢？即使撇开“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的意义，那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作为蚕的最后归宿。是我们太放任自己了，缺少“自缚”的意识。那些成大事者，都是勇于“自缚”的，对自己的所为与所取，有所限定，才不至于过度分散精力，才可能集聚心力，成就某事。结茧之前的准备工作，可谓繁重。最忙碌的是上簇，房间显然是不够用的，爸爸得提前几天在院子里扎起棚架，到时院子里都会挂满蚕簇。最担心的是遇到下雨，蚕如果受了凉，很容易患病，在卖茧子的时候会被挑剔，价格降下来很多。记得有一次雨下得太大，架子倒了，雨淋湿了方格簇，全家人在雨中就像救火一样抢救蚕簇，邻居和亲戚也都赶过来帮忙。成茧后开始摘簇，看得出父母是很愉悦的，辛苦了这么多日子，摘簇就像摘果子一样，怎能不愉悦呢？我只是在放假和放学的时候帮忙摘桑叶，并没有参与养蚕的整个过程，所以也就没有父母那样的收获感，难以真正体味父母当时的心境。我只觉得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歇一歇了。然而接下来的卖茧，又是让人忧虑的。蚕茧站的技术人员从我们的蚕茧里抽取样品，然后割丝，根据丝的比重来定价。母亲说，大约每斤7块钱，一次最多可卖70斤，收入块钱左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是全家人一年的生活指望。父母养蚕的唯一动力，就是赚钱；每次养蚕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蚕茧卖价如何。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与父母一起推车去镇上卖茧，大多是神态沮丧地走回来。我们都不说话，蚕茧的质量没有被蚕茧站的人看好，他们没有给出一个好的价格，而父母又不能不卖，明知吃亏，明知不公平，也只能认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参与了从蚕到茧的成长过程，至于后续的蚕丝加工制作，不在我们的经营范围内，也不是我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