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古称夏口、郢城、江夏，面对长江，背靠蛇山，九省通衢之处。元大德年设武昌路，后改为武昌府。清末武昌府，领九县一州，辖武昌、江夏、咸宁、黄石等地。明清时期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天下四聚之一，也是晚近中国开埠设关、兴办洋务首倡之地。光绪十年九月，湖北巡抚彭祖贤上《奏为委任李有棻署理武昌知府等员事》（）折，举荐时任安陆知府萍乡李有棻（芗垣）调任武昌知府，朝廷恩准署理。光绪十一年三月，湖广总督卞宝第上旨《奏为饬令李有棻调补武昌知府事》（），朝廷准奏正任武昌知府，协办新疆饷保事宜。武昌作为荆楚之通都大邑，上至总督，下到道员，大小官员，华盖云集。自李有棻始任武昌知府，至光绪十八年四月湖广总督李瀚章上《奏为饬令高廉钦道李有棻即赴新事任》（）折，到任广东高廉钦兵备道止，共在任武昌知府八年。八年间，武昌治下，官吏廉洁，士子好学，民得实惠，商旅讴歌，离任时江夏绅民公立“德政去思碑”。
裁税减负倡植桑麻
武昌乃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四方要冲，商船云集，向来设有船关，征收税金。李有棻到武昌做知府，兼管船关。船关征收税金除明确规定的税额外，还由总督及知府两衙门额外征收，而且额外征收的税款常常超过规定征收的几倍，其数量一年下来不下十万两白银。这些钱银本来都须解归官库，知府衙门规定每年要解库白银二万两。可督、府两衙门官吏却私分了大部分的税金，以致每年都要亏欠很多。李有棻到任后，不计私利，毅然裁撤了知府衙门的附加税金，并规定解库的税金二万两则既不裁撤，还有超出。如此，不仅商民大悦，颂声四起，上官也倍加赞赏。李有棻不仅为武昌商民裁税减负，力促经济繁荣，还为其他省郡筹措帐捐而上下奔走，解决了直隶省和顺天府的财政紧张之急。为此，光绪十四年十一月，李鸿章《奏为查明武昌知府李有棻等隔省官绅劝办顺直帐捐尤为出力请照原保给奖事》（），光绪十五年十月，湖广总督裕禄《奏为武昌厂税本年征解逾额请议叙知府李有棻事》（），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和晋升。
武昌虽为长江水运中心之一，但江夏一带贫瘠土地未得到开发，百姓生活贫苦。经详细查访，精心谋划，李有棻推出了植桑养蚕的富民方案。他号召官绅捐廉，筹措资金，并派员赴江浙苏州、湖州采购桑株、蚕种，无偿分给各地绅民栽种。雇请善绩麻之人，传授推广绩麻技术和纺织粗细葛布技术。为此，他还在武昌汉阳门内红墙巷设立绩麻公所，雇佣江西绩妇数人常驻教导，每里屯绅士选派老成妇女五人来局学习十天。所需经费由官府筹措解决，各乡所纺麻丝均由官府收买。据李有棻撰《桑麻水利族学汇存》（，武昌府署刻）载：“由各总绅发各里屯绅，惟为数无多，各里屯各发若干株，择其勤劳而善培植者酌给。凡领者给章程一纸，取领状一纸，另随保甲草册送局备查。”官府对植桑、防虫、采摘等技术给予指导和培训，颁行劝导栽桑管理和禁止破坏桑园的《禁桑园切勿毁伤示》，规定：“开园种桑，兴利城乡。雇工看守，昼夜严防。铺保差役，巡查宜常。谕尔居民，切勿毁伤。偷枝窃叶，实属不良。违者重究。共凛刑章。”不几年，百姓富庶，商贾辐辏，府库充盈。为解决水利不修，乏塘堰储蓄之疾，他还颁布“水利章程六条”，包括辨田、估工、相时、择人、杜弊、记功等内容。正如芗垣宫保守武昌德政碑所记：“江夏素称瘠土，利源不开，贫苦者众。公广劝蚕桑，历年委员绅赴浙购办，分给民间。又劝艺麻学绩，雇善绩之妪，授其法于民妇，绩继以织，制为絺綌。”可见，广劝桑麻之举不仅使百姓生活不受天干水旱之扰，还成为“子孙衣食永远之计”。
赈灾济贫大公至正
光绪十三年()，湖北水患，继又大旱，灾区遍及二十多个州县。督、抚命李有棻总管救灾事宜。几经考察，他认为救灾并非只是物力财力的供应问题，还关乎各级衙吏乡绅的管理问题。此事要取得实效，首先必须使知府衙门管得了人，但知府又没有任免州县官的权力，吏制人事缠绕，的确难以解困。在对州县官吏作了一番调查后，他决定：对有德无才之州县官，加派一个有才之人做副手；对有才无德的，则加派一个有德的之人做副手，对极少数无德又无才之吏，就呈请上级另派贤能之人替代，如此解决了州县官的人事问题。李有棻还力“请上台发帑万金”，对赈济事务做具体部署，设厂施粥，或普发赈款，或以工代赈，或按户口册籍分极贫、次贫诸等级，核发赈灾款项。知府衙门对具体赈灾方式都不作牵制，由各州县视具体情况实施。知府只在一定时间内，亲自或派得力人员前去核查落实情况。结果，灾民普遍反映均得到实惠。
武昌水患期间，蕲水县有一何姓家族，与另一家族因一起诉讼发生械斗，双方族人越聚越多，相互烧杀，不可遏止。恰值武昌城内在卓刀泉大设粥厂，钱米兼赈，聚集了十余万名灾民。于是双方都派人前去拉人帮其械斗，一时人心惶乱，纷扰不定。官府该如何处理此事？有的官员主张撤去粥厂，民众自然散离。有的主张派兵驱散聚集人群。李有棻却持相反意见：认为若撤去粥厂，则所有灾民将会参加某一方械斗，事态必将进一步恶化；若派兵去弹压，定会更加激起民怨。治本之上策是派一大员，前去公平断案，解决事件根源，从而平息变乱。督抚同意李有棻的意见，并派他全权处理。他一到蕲水就公开宣告，双方各推举代表，申述争执情由，凭官府决断。对先前之械斗，准免予追究，但若日后再度发生械斗，则定必罚不贷。于是，这起可能引发大变乱的事件，旬日之内便得到妥善解决。
惩治溺婴推行保甲
溺婴现象历朝皆有，清中后期人口骤增，粮食短缺，江南各地“溺女之风，所在皆然。”家境不好，诞下女婴而溺弃者比比皆然。尽管朝廷也颁布了“禁溺女恶俗“之条例，甚至还发布了弃溺女婴定罪的告示，但由于“溺婴之弊，事在房帏，查之多有不便，”致使清朝溺女婴陋习普遍存在。武昌和他处一样，存在溺女婴、拐卖妇女和重利盘剥等伤风败俗之事。李有棻对此疾之如仇，曾多次令州、县兴办救助孤婴的社会福利事业。光绪十二年（），李有棻在武昌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他认为：“举办保甲，……暴则为尔百姓除之，良则为尔百姓安之。官民联为一体，庶使休戚相关，上下无壅蔽之患。”办保甲要花钱，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他实行“门牌州簿纸张，由官捐廉，不取民间分文，……各里保正奔走各处，往来城局，口食由官捐廉，按里发给，如有向民间索取分文，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从重究治。”为了消除颓风陋习，门牌上除记户主姓名、年龄、人口等项之外，还刊十项禁条，如忤逆不孝、溺毙女婴、窝藏盗窃、囤拐妇女、重利盘剥等违禁处理办法。从李有棻撰《武郡保甲事宜摘要》（，武昌府署刻）所载可知，武昌保甲制不仅编查户口、严禁鸦片、维护社会治安外，还从事兴办族学、采访贞节孝悌、办理孤贫育婴等公益活动。
保甲制是晚清两湖地方秩序恢复与组织重构是的核心。太平天国战乱平息后，百废待兴，地方统治秩序的重建是各级官员首要任务。中兴名臣胡林翼曾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而为。”他所创办的厘金局就是重用地方绅士，使湘军军饷能“供之不缺”的举措。关于清末保甲制的推行，国际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孔飞力教授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哈佛）一书中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官府力图在武昌恢复保甲制，想以此把一切正式权力明确地交给绅士掌握。从这件事可以联想到，这些乡董和他们的民兵在那个地区保持着决定性的地方权力。武昌知府李有棻设计这一制度只在保甲最低两级（牌和甲）依靠平民，这两级受里绅的监督，在他们上面则由每个乡的总绅监管。”
李有棻在武昌所推行的保甲制在晚清具有十分典型的示范意义。他倡导重建保甲组织的最大特点是承认绅权、重视士绅作用，体现“官绅共治”，把地方政府治理与乡村绅权治理紧密结合。正如李有棻在批札中云：“保甲之法，终于兴利除弊。一邑之广，若不寄予耳目于诸绅，则积害安能尽除。随时随地能于保甲留心，匪徒奚能容身，恶习安能相染，而且稗政徐更，更可藉苏民困。于是教养之政皆可由渐而施。责成各绅，不劳而理。行之既久，治象必蒸蒸日上，此则保甲之实功也。”武昌保甲总局的开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乡间烟馆、赌博以及匪徒地痞或改贸别业，或革面洗心，风俗为之改观。”创办保甲的治理顺序依次为举士绅、查户口、别良莠、士劝惩。李有棻清楚的认识到，用绅士来兴办保甲必然会损害胥吏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盖保甲既行，讼狱自少。既已赴诉来前，亦可曲直立判。凡此百姓之利也。第百姓以为利，衙役即以危害。诉庭花落，胥吏之清苦不可预，以乎故，官如认真办理保甲，若辈必设法阻止，阻止之不能计，惟有壅蔽之一术而已。士绅来见，则故意延搁，甚者讹索门礼。公禀有名则混行差传，甚者大加凌辱，其意欲使正绅畏累而不肯前。”正因为李有棻洞悉胥吏勒索绅民之弊，看到百姓由于衙役欺凌而视官府为畏途，他才将士绅正式纳入保甲制度中来，委乡绅以自治权，严禁胥吏家丁下乡扰民。
李有棻推行的保甲制度与清初中期的保甲制有所不同，其保甲组织结构是总绅—里绅—甲长—牌长—户民，在原先的官府与牌、甲长之间插入了“士绅”。改变了长期以来只从“士农工商”这一民间角色默认士绅与官府的沟通作用，把士绅阶层正式从体制上加以确认，用体制化的绅权保障了地方治理的权威性。
兴办族学处事精祥
为教化民众，维护纲常伦理，李有棻还利用宗族、寺观等民间力量兴办教育。他主张“设立族学，以本户之资财，教本家之子弟，其便于贫民，莫善于此。”为此，他刊刻“族学章程八条”，以解决族学捐资问题，规定“上户可以多，中户次之，下户免派，或有祠费公款，几可提出若干，则更不烦捐输。”为了尽快发挥兴学实效，他号召办学之馆“或在本族祠宇，或在本镜寺观，禀请立案，并即由本府给以某氏族学匾额，以垂永久。”族学专课蒙童，并宜授读圣谕广训。而族间农夫牧竖及工商者流，未经开导，犹属扞格。宜即于塾师每月三次聚讲。定期宣讲圣谕，族中农工各等人，皆可来塾中听讲，使皆知礼仪。为了让农工接受教育，他还主张至讲之法，只宜与之读白文，说俗语，更易通晓。至于讲授内容，除了四书之外，又于刑律中提出叛逆、忤逆、斗殴、奸盗等紧要数条。
李有棻对司法案件审理也是处事精详，分辨真伪，核查实情，克著循事。光绪十四年（）六月，湖北应山县李和尚在陈李姓公塘取鱼，陈忠林上前阻止，两人发生争斗。陈用尖担戳李，李夺过尖担走开。陈又赶上扑打，被李用尖担戳伤小腹致死，李惧怕外逃。次日陈父报于县衙，知县勘验后认定死者系戏伤身死。九月李到案，经审定李年15岁，陈年28岁，李被陈侍长欺殴，夺尖担将陈戏伤毙命，随将李收监解省。湖北按察使觉罗成允批饬武昌知府李有棻审办。经审讯，认定“非有心欲杀案”，按律交监，等候钦定。此案经湖北巡抚呈报朝廷，德宗光绪十五年（）三月下诏：“核其情罪系在准免条款之列，应请准予免罪，仍追埋银二十两给付尸亲具领，以资营葬。”此后，陈李两姓公塘，照具断于塘心立界，西归李姓，东归陈姓，分界取鱼，以杜争端。
不畏权贵为官清介
武昌任职期间，李有棻不畏权贵，始终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民办事。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因办铁路急需钢铁，初选江夏汤湖为厂址，填湖建厂炼铁。汤湖宽百余里，只有一个长江出入口叫鲇鱼套，上有一座石桥为四省交通要道。夏季水涨成湖，湖中可捕鱼。八月水落入江，地上可种麦。鲇鱼套是当地百姓的聚宝盆，一年有两收之利，多年来一仍旧贯。如若建厂，则两利皆失。铁厂用地须尽排湖水，堵塞汤湖长江的出入口，再无鱼可捕；厂房及其附属建筑，占地旷阔，再无余地耕种。聚宝盆就将变成讨饭盆，百姓怎能答允。但大小官员无人敢转呈张之洞，仅李有棻挺身而出，手携呈禀，详陈利弊。然张之洞还是不答应，直到张之洞派兵拆桥时，惹起群众愤怒，兵民相争于桥上，各不相让。后乡民越聚越多，群情忿激，眼见要出大乱。李有棻得报，急奔总督衙门，剖析利弊，据理力争，请准另择厂址，言辞既剀切又诚恳，终于得到了总督的首肯。张之洞最终答应撤兵，在汉阳龟山另选厂址。混乱局面得以恢复，百姓利益得到维护。
李有棻为官清介，以民为本。光绪十三年（），委派廉员下属对武昌、咸宁、大冶、通城等州县抽查保甲，为不累百姓，李有棻特写一前导告示，此告示不张贴在衙门和通衢大道，而是悬于马前，人称“马前告示”，士民奔走相告，传为一时盛事。告示曰：“抽查保甲，慎选贤员。不食民饭，不费民钱。左右随从，严束无权。轻骑驰往，悬示马前。清操自励，谕尔乡贤。”平时，李有棻在府署前置一木柜，鼓励士民揭发奸宄，议论政事，凡遇不法之事，可以投书禀告，箱子由他亲自开启。每逢三、八告期，衙门重门洞开，他亲自坐堂接受讼状。原被告双方都到的，当场审理。凡不应争讼的，即将呈状退还。他还在衙门大堂前悬一大锣，百姓有急切事，不能待期而诉的，允许持状鸣锣。
科举考试既是国家选拔官吏之大事，也是寒门庶子实现“朝为田舍君，暮登天子堂”梦想的黄金通道。李有棻对此十分重视，每遇府试，都尽心竭力。书院月考，必亲临巡视。对成绩列于前茅者，亲自台试，给予奖励，特别注意对寒门举子的选拔。使得士人竞相鼓舞，成才者益甚。李有棻治理武昌八年，所属官吏变得更廉洁，士子变得更好学，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商旅讴歌其能体恤艰难，众口一词呼之为“李青天”。
李有棻政绩卓著，上官愈称其能，举荐升任道员。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就曾奏《著为查明湖北武昌知府李有棻以道员用事奉旨单》折，疏其政绩于朝，随承旨举赏道衔。光绪十四年（）劝办直隶赈捐，奉旨以道员在任候补，光绪十五年（）苏皖工赈奖叙道员衔，光绪十六年（）捐助顺直赈捐奖叙三品衔。光绪十七年（）七月，李有棻接旨，以卓异俸满加一级用，赴部觐见。时任湖北布政使陈宝箴赠“入都序”云：“武昌坿行省，瞻听所系，僉谓非君莫能治。为政七年，敕法明教，鉅细必理，士吟於庠，农讴于畔。君为治务通民情，去壅蔽，上下一体，韱悉不以假胥役。属县遐迩，袭被风宪，争濯励自效。…论者方奇君才力智能冠时独绝。君曰：‘吾何有哉？吾求尽吾心而已。’嗟乎！此君之所由不可及也！”李有棻十月奉旨回任，十一月补授广东高廉钦兵备道，次年四月到任。光绪十八年三月启程赴粤，李有棻的僚壻陈三立同舟送行，自武昌往南昌至九江话别，并赠长诗《浔阳江上别李二兵备之官高州余亦自兹寻庐山因为长歌》云：“故人循良今第一，领军武昌声籍籍。腹中韬钤未概施，境外讴歌已无匹。政成七载谒天子，暎照九衢配紫金。”陈三立与其父宝箴公一样，对挚友在武昌的赫赫政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有棻离开武昌时，江夏绅民公立《武郡李太守芗垣公德政去思颂碑》，碑文共千余字，颂公以实心办实事，功德在民，不可胜纪。民国二十五年（）收录《周江边李氏三修族谱》家刊本。李有棻从弟李有鋆为德政碑文按：“宫保德政去思碑，非止此也。凡涖政郡省，如湘之沅州、鄂之安陆、粤之高廉、秦之关中、苏之金陵，皆有之。他如匾额、牌语，歌功颂德者，指难届数。近因家罹兵燹，散轶莫寻。爰附识于此记。”李有棻一生三十余年官宦生涯，任府道臬藩，护陕抚江督，历京、湘、鄂、粤、陕、苏、赣诸地，各处任事，尽忠职守，约己爱民，清廉勤慎，百姓均颂德于牌匾，勒功于碑石。
★附李公守武昌德政碑全文：
武郡李太守芗垣公德政去思颂碑
窃谓民之赖上也，冀诏实惠，而上之保民也。惟以实心，夫有实心，斯有实事，民始得沾实惠。迨德泽之入人深，一朝升迁，如赤子之离慈父母，从而思之。思之不已，从而泐诸石，则凡所言，皆实录也。
自公移任武郡，於今八年矣，其功德在民，不可胜纪。公性廉洁，生平以公忠自矢，吏治屏文饰，公署严肃，内而仆从仅数人，绝不预公事。外而胥吏惧，奉公守法，而苞苴私索之弊绝。公念民情之易蔽也。门外置柜，听其投票可理则理之。堂上设锣，千大犯者鸣之。每届三八日，亲受讼词，临时讯断，如虚堂悬明镜然。其扶持风教也，兴廉举孝，以厉末俗，劝设族学，以化愚顽，书院为作育人材之地。公虽退食，不暇月课，必亲临扃试，自朝至夜始回署。岁科试，严杜弊端，所拔多寒畯，咸服其公正而明。
自古为政之方，莫善于保甲。公毅然行之，期以实功收实效，通饬各属，以江夏为之倡。博访正绅，公任其事，於清查户口外，有素行不轨者，密注另册。重者究治，轻则俟其发觉惩之。自新者必宥，凡烟馆、赌场、私铸、私宰、不法违禁者，按治其罪。一时风行草偃，奸慝畏，良善安矣。
江夏素称瘠土，利源不开，贫苦者众。公广劝蚕桑，历年委员绅赴浙购办，分给民间。又劝艺麻学绩，雇善绩之妪，授其法于民妇，绩继以织，制为絺綌。
岁丁亥，遇偏灾，公百计拯救，边江一带以河工代账，力请上台发帑万金。按户口册籍，总绅董之，里绅暨各甲牌长，核其极贫、次贫，摊派平允。己丑冬，蒙督宪恩，设局于卓刀泉，钱米兼赈，公承办亦如是，无侵蚀，无冒滥，救荒之策诚善矣。当饥馑时，奸民乘间率灾民滋事。势成抢掠，公委邑侯，亲往弹压数次，并另委员弁，分途防守，而地方安堵如常。中有受旱者，谕濬塘堰，水区则委员勘界，以别丰歉。公之心力，已为之交瘁矣。
江夏向完民粮，每两正银以钱折银，小户钱数多于大户，未免有失公允。公体恤穷黎，商之邑侯龙公，小户析银钱数，与大户一律，永著为例。公之心乎民，如此其挚，不啻父老为卑幼谋衣食，不忍受饥寒之苦也。
绅士请谒者，公见之不少延，相接以诚，优待以礼，各绅感深肺腑，不敢千以私，舆情究无或隐。凡有益于民生者，公权衡之，罔不虚心采纳。事涉讼案，有冤者雪，可释者销讼，久为累者，结非独此也。自设保甲，乡里有争者，绅耆体公德意，为之调释，数载之中，保全身家者，不知凡几。是皆公之赐也。至于关税，江工诸德政，与夫凡所设施，及行之他邑难以殚述者，此孰非以实心行实事，而痌瘝在抱，实惠下逮于民者耶。
恭逢福星远移，蜺旌北向，而士庶衔感之忱，不能自已，为实录以志不朽云。
时光绪十七年，次辛卯孟秋月谷旦，江夏绅民公立。
★参考文献：
1.李有棻：《桑麻水利族学汇存》，年武昌府署刻本。
2.李有棻：《武郡保甲事宜摘要》，年武昌府署刻本。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全宗、内阁全宗、军机处全宗奏折。
4.《周江边李氏三修族谱》卷八，萍乡敦本堂年刻本。
5.[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6.潘益民、李开军：《散元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7.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年版。
8.湖北省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版。
9.杨国安：《晚清两湖地方秩序的解体、重建于与基层行政制度演变初探——从团练到保甲局》，《人文论丛》年第01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