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丨目标不可不坚，希望不可太奢
钱天鹤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改良蚕种其事极繁，非一二年所能成功。即成功矣，犹须两年之精密试验。试验既当，然后付诸农家饲育，农民守旧多疑，劝导之功，又非二三年莫能见效。盖综计已在十年以上矣。”
这自然不是“改良蚕种”一事而已，它显示了对农业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与把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目的不可不坚定，而希望不可太奢”，“如能逐步进行，假以时日，继以耐力，其结果自有可观也”。
在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中，独立创造与借鉴“他山之石”并不是对立的：他一再强调“师法他人之组织精神，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告诫“从事农业实验工作者”“对于新书杂志，更须勤加研读”。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钱天鹤先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如下思想：后进国家在学习他国科学技术时，“不可专师袭其陈法，亦步亦趋”，必须“择善而从”，即选择最新科学成果、尖端技术，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应用，以收“迎头赶上”之效。这对前述“立足于己”思想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为后人思考与处理创造与借鉴的关系无疑会有许多启发。
在钱天鹤先生看来，孔子初创的儒家“一方面努力于道的维持，作为人类精神寄托；一方面努力于器的研讨，作为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两者必须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自汉武帝表彰儒术以后，儒家已空存其名，孔子所讲之道与器，已名存实亡”；因此，所应批判与否定的仅是汉以后“渗入了阴阳家的思想”的“名存实亡”的所谓儒家，今日提倡科学，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并进，正是“符合儒家的真正精神与实现孔子的固有的理想”。
这又显然有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与主张。
其实早已有学者注意到，“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是平行前进的。他们都提倡科学，但两者又有所区别”，“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科学家对激进派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在这一点上，钱天鹤先生的上述观点显然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把钱天鹤先生和他的中国科学社的大多数同仁的文化（以至政治）立场作如下概括：一方面，他们是主张革新与进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保守与稳健的。前者区别于守旧、复古派，后者又与激进派不同。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中，包括钱天鹤先生在内的相当多的自然科学家常常持稳健的革新的立场与态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应从多方面去研究其原因与意义。这里，仅想指出一点：自然科学是偏于建设而非破坏的，而现代科学，正像钱天鹤先生在很多文章里所强调的那样，其发展“固全赖科学家之努力，但其基本关键，不在科学家，而在政府与社会之提倡。否则科学家无能为力也”。
因此，自然科学家们当然期待“施政之目的为富国强兵，或为改善民生，则对于科学，自然提倡”的清明政治的出现，但他们同时也渴求社会稳定，而反对对现存秩序的大破坏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因此，只要不是腐败到无可救药，即使不尽如人意，在提出批评的同时，一般都采取了促进其渐变的补台态度，甚至不惜以从政的方式，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政府的力量实现，哪怕部分地实现发展科学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以推翻民国政权为目的的主张与行动则常常怀有某种疑惧。
（文章为节选Andy编选）
感谢订阅转发赞赏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