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桑养蚕和利用蚕丝纺织，如同“四大发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的发明之一。《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说明西陵氏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元妃，她因发明养蚕抽丝、制作衣裳，泽披后世子孙，而被尊为“蚕神女圣”。《路史·后记五》上还有“伏羲化蚕”之传说。这些都是我国关于养蚕、缫丝和织绸最早的记载，大体相当于考古学文化的新石器文化时期。事实上，浙江河姆度遗址中出土的骨制盅上就刻有四条形态逼真的蚕纹，蚕的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历历在目。说明距今多年时，古代先民就已对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中国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表明，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蛹为食，扯蚕茧为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已知的考古资料表明，起码在良渚文化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如浙江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吴兴钱山漾遗址上，先后发掘出土了年至年前世界上最早的蚕丝织品绢片、丝线、丝带和纺轮等，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中国自然也就成了“世界丝绸之源”。考古发现，蚕还是红山文化时期玉器上常见的动物造型，在红山文化遗址中经常被发现。到了商周时期，这种发现更是屡见不鲜。
上世纪70年代，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在关中西部的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一处被尘封了三千年的西周?国墓地，不仅发现了包裹器物的丝织品和刺绣品，而且还发现了形态比殷商时期造型更加逼真的玉蚕。这是一处西周考古中很难遇到的没有被盗、保存完好的贵族墓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后来又相继在其南边的竹园沟和北边的纸坊头发掘出了十几座墓葬，它们同属国。国不见史料记载，其神秘已多次见于央视和各大新闻媒体。出土的以青铜器、玉器为大宗的各类珍贵文物件。其中玉器达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玉质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所罕见。
这些玉蚕大多出在竹园沟九号墓与茹家庄一号乙墓。
竹园沟墓地的时代在西周早期成康之际，M9属这个时期的中型墓葬。墓中出土的一件锡鼎和一件锡簋是西周考古中不曾见到的，比较特殊；二十九件仿生动物玉雕器物置放于死者的颈部周围，其中玉蚕十四件。这么多玉蚕置于一个墓葬之中，当是起装饰作用的项胸腹饰之用的组玉佩上的组件之一。玉佩是颇具时代特色的服饰用玉，为周代贵族男女的常备之物。国墓地出土的组玉佩以玉璜为主要构件，间配以各种玉管、玉珠、料珠之类的小件玉器或料器连缀而成。M9这组玉佩是由几种不同颜色的玉料相组合，其间夹杂一些小玉蚕、玉戈、玉鱼、玉鸟等造型精致小巧的玉器，远远望去艳丽生动、美轮美奂，给人琳琅满目的感觉。
图1至图5共5件，形制、大小和色泽基本相同，青玉、墨绿色，略透明光润，圆雕，蚕体弯曲如弓，似蚕蛹，蚕头部较大，两小目突起，口部有一小穿孔，通体雕琢成节褶状，首尾共六节。通长1.5—1.6厘米，宽0.6—0.8厘米，厚0.4—0.6厘米。图4与众不同，蚕身上有一横纹刻糟，当系有意雕刻。
图1?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2?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3?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4?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5?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6至图9共4件，形制、大小、色泽基本相同，与上述造型大体相似，当属于蚕蛹。青白玉，灰白色，质地较粗，有程度不同的锈蚀斑痕，不透明，蚕体弯曲如弓，蚕头部较大，两小目微突起，口部有一小穿孔，通体雕琢成节褶状，图6首尾共八节，其余首尾共六节。通长1.6厘米，宽0.6厘米，厚0.4厘米。
图6?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7?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8?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9?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10，青玉，灰黄略泛绿色，玉质透明油润，圆雕，体呈长条状，背腹平直，蚕体较扁平，头端平齐，两小圆目突起，口部有一穿孔，尾呈尖状，通体雕琢成节褶状，棱角线较明显，首尾共十节。通长5.4厘米，宽0.7厘米，厚0.4厘米。图11，青玉，灰绿色，玉质透明光亮，圆雕，体呈长条状，头尖，两小目微突，口张，下唇有穿孔，通体雕琢成节褶状，首尾共六节。长3.9厘米，宽0.6厘米，厚0.4厘米。这两件基本属于一个类型，最大特点是体呈圆长条状，与前述几件圆雕蚕体屈曲状明显不同。
图10?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11?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12、13，青玉，玉质、色泽与形状大小基本相似，灰绿色略透明，玉质晶莹，蚕体特小，体呈长条扁平三角状，微拱，似幼蚕匍匐状，头端平齐，无目，口部有一穿孔，通体雕琢成节褶状，首尾共六节。通长1.6厘米，宽0.4厘米，厚0.2厘米。
图12?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图13?竹园沟西周圆雕玉蚕
茹家庄一号墓的时代在西周中期召、穆之际。这是一处分甲乙两室、墓制较大的国国君与其妻妾的异穴合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十分丰富。其中仿生动物玉器就达件，玉蚕是这些仿生玉器中的一部分。如图14这种形式共出六件，其他玉质较差，保存状况欠佳，唯这件玉质较好，保存完好。青玉，白色略泛灰褐色，玉质光润，圆雕，蚕体略方微弓，头大尾小，尾尖向下弯翘，两小圆目突起，口部有穿孔，通体雕琢成节褶状，首尾共六节。通长1.6厘米，高0.6厘米，厚0.2厘米。
图14?茹家庄西周玉蚕
图15，青白玉微泛黄，玉质晶莹、细腻、润泽，蚕体特大，采用圆雕技法做成方圆体长条形身躯，头部平齐，并用阴刻的手法勾勒出了眼睛和蹼爪等细节纹饰，眼睛处作穿孔，背部平直，斜尖尾上翘。通长7.2、高1.3、厚0.8厘米。这件玉蚕造型独特，抽象夹带写实，形象生动，憨态可掬，纹饰优美，做工十分规范精细，刀工和技法娴熟，属西周玉蚕的上乘之作，可以说是西周玉器工艺的一个缩影，展现了西周京畿之地贵族用玉的特点，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图15?茹家庄西周玉蚕
图16这件玉蚕是周原强家西周一号墓出土，在西周玉器群中较有影响。因为周原强家西周一号墓，是一座处在周文王弟虢叔家族墓地范围内的较大型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珍珠、玛瑙、料珠、金箔等珍贵文物多件，其中玉器就达件，说明墓主身份高贵，并且十分爱玉。墓葬叠压关系清楚，器物时代风格鲜明，年代在西周晚期孝王前后，在时间空间的衔接上，与前者比较，对玉蚕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玉蚕为青玉，黄微泛绿色，玉质晶莹、细腻鲜润、半透明，圆雕，通体雕琢成节褶状，并弯曲如弓，呈半环形，巨目圆嘴，头端平齐，腮两侧有对称小圆孔，颈部的节褶较短窄，腹部的节褶较宽阔，尾部呈扁平状。造型形象逼真，表现出了蚕的动感与伸缩力。通长7.5厘米。
图16?强家西周玉蚕
与丝绸文明有直接联系的蚕，不光是出现在西周的玉器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青铜器上的蚕纹装饰等等，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如宝鸡出土的最著名的国宝重器，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图17），颈部就饰有蚕纹，并以桑叶相映，显示出一幅农桑情景。
图17?西周早期何尊
再如西安市长安区花园村出土的西周早期蚕纹方鼎（图18），腹部四周棱角与每面中各有一扉棱，大面上层铸4只“S”形蚕纹，下饰勾连纹，小面上部饰两蚕纹，下饰乳丁。这两件器物的时代都在西周早期，与竹园沟墓地玉蚕的时代差不多。西周中期，青铜器上的这种蚕纹发现不多，但在西周晚期乃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上仍有出现，而且更加形象生动。
图18?西周早期蚕纹方鼎
如湖南衡山霞流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桑蚕纹铜尊（图19），口沿饰有十几组蚕形纹图案，每组两条，翘首相对，作眠蚕状。器腹上的主体纹饰由四片图案化的桑叶组成，叶上布满了爬行、蠕动、啃食桑叶的小蚕。蚕纹无足，身短小，双目圆突出，与甲骨文中蚕字图形相似，很符合“身屈曲蠕动若蚕”的文献记载。
图19?春秋桑蚕纹铜尊
还有陕西凤翔出土的一件战国时的凤鸟衔环铜熏炉（图20），炉的器座上就布满许多变形蚕纹。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说明春秋时期养蚕已经相当普遍，桑树已经大面积成片栽植，一块桑田就有十亩之大。北京故宫收藏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的采桑场面，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采桑纹铜壶的桑树图形，都是这种蚕桑文化的延伸与发展的真实写照。
图20?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特写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有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蚕”字不是“蚕”字，而是“蛇”字的象形文字。青铜器纹饰中蚕与蛇有时确实很难区分。其实，每一个甲骨文，都是在古代先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出现的，只要纵观商周时期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全部历史和发展过程，特别是蚕的形象在玉器与青铜器上的运用，不难发现这个字的出现，绝对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对蚕喜爱与依赖的生活环境。因此这个字应当是“蚕”字构形变化的表现，是对蚕生理特征的生动写照。在西周早期，其表现手法有点夸张、变形或抽象，到了西周晚期以后就变得比较写实；不论是玉器上的圆雕形象还是铜器上的纹饰图案，如周原强家西周墓出土的玉蚕与湖南衡山霞流出土的桑蚕纹铜尊，就特别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卜辞上记载的商代后期一个叫武丁的国王，曾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蚕桑业极为重视。
由此不难看出，商周时期，养蚕、缫丝和织绸的生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生产与加工已经相当成熟。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养蚕织丝成了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如《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还有《诗经》中也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说，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显然，在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前仰韶文化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丝绸的曙光，到商周时期，丝绸业已较发达。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因为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从不向外公开，这一秘密整整保守了七八百年以后，才传到西方的。据《穆天子传》记载，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出访时赠送各国的是西周的周穆王（前——前）。他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到达了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将很多包括丝织品在内的礼品馈赠给了沿途国家的主人。虽然这个记载不好考证，但起码可以肯定，考古学上的这些蚕桑文化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穆王前的这段时间，竹园沟墓地出土的丝绸织品与刺绣品印痕，足以证明西周时期丝绸织品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与上述记载是吻合的。随着战国、秦、汉时代的经济大发展，丝绸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公元前年，在汉武帝的西进政策推动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向中亚以西的广阔地域的通道，中国与西亚和欧洲的贸易日益频繁，大量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向西运输。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元明清，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易日益频繁。到了公元7世纪，我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向西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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