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国: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进城，还包括乡村振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
我们目前谈城市化的时候要转变一些思路。因为之前谈城市化、包括《我的城市化》这本书，都把焦点放在农民工进城，然后如何融入城市、城市户口、小孩上学、居住等问题上。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是一个政权所在和商品交易的地方，这就有一个交通的问题，所以就有了路。例如，丝绸之路从秦汉就有了，丝绸之路上的蚕谁养的？肯定来自于中国，发端于中国。蚕农种桑叶养的蚕他吃了吗？消耗了吗？他穿了绫罗绸缎吗？他们不吃、不穿，我们称他为蚕农，他们养蚕出产的丝绸却成为国际贸易的货物。我们在这基础上就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农村难道仅仅是自给自足吗？（编者注：秦佑国教授为此撰写了《蚕种场的随想——城市化的一种模式》一文，刊于本期《城市化》杂志第70页）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城市化难道都是农民进城去做城里工作就叫城市化吗？现代技术的引进，改进传统的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它本来就不是自给自足，它就是全球贸易中的一环，这就是我提出的城市化可不可以在当今进行振兴乡村呢？城市技术、资金都是可以下乡的，其实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建设特色小镇”。这些东西不是为农村的人服务的，而是为城里人服务的。这两年李克强总理又提出要动员复转*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还有城市的资金下乡。
英国金融时报在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化使得中国避免了大规模贫民窟问题。因为农民们的根还在农村，所以在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珠江三角洲对外加工的很多企业倒闭了，农民工失业了，但他们还可以回到村里那一小块土地上。可以想象，那时候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上千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家园土地，如果他们滞留在那里，那将是一个什么景象呢？
我以前文章就说过，如果我们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而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贫民窟的话，这就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和欧美的历史去比较，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去比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例如墨西哥城，人口超过两千万，贫民窟占了2/3，还有印度的孟买、巴西的里约。为了举行奥运会，里约把贫民窟涂上颜色，让来的人看，叫贫民窟游。中国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外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不是全家搬来，当地农民利用宅基地和集体土地盖房，廉价出租供外来打工的人住，形成“城中村”。但是近阶段，农村户口、土地值钱了，城里人想到农村变农村户口做不到了，不让你去。所以中国有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对城市化理解的视野可以放宽一点。最早说农村土地放开的时候，我就反对一种说法，说土地被城市的人收购了，盖了很多房子，农民就一夜脱贫了。真的解决问题了吗？可能就带来另外的一些问题了。结果一些失地农民拿了拆迁款，没有工作，坐吃山空，没有多长时间就又返贫了。
我觉得当今中国城乡变化，地区差异很大。你看看长三角周边，哪个村有出去打工的？他们都骑着摩托车去干什么？他不从事农业，他是在从事工业，工厂就在他们镇上甚至村里，例如我老家村里生产的某种铸件就占全国总产量的40%。所以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出去打工。但是他们是农村户口，他们有宅基地，地里种庄稼吗？没有，种的全是苗木。
我觉得城市化对于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不应过多强调城市化、非城市化（按户籍区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城市化”），而是要看实质是从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还有，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很大，城市化要实事求是推进。突出的问题是解决城市中的居住问题和打工者子女入学问题，以及乡村中孩子就近上学问题，这都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秦佑国:蚕种场的随想——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权力集中并设防的地方；“市”，物品交换、货物贸易的地方。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要交通，就有了路，陆路、水陆。“丝绸之路”，秦汉即有，运送货品是丝绸。丝绸是种桑养蚕的产物，种桑养蚕的是农民，但蚕农并不吃桑吃蚕，也不穿绫罗绸缎，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是依赖“市”和“贸”的农民。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鲁安东教授及其团队在苏南发现一类“蚕种场”的民国时期建筑，具有被动式的温度、湿度、通风的精确控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年应鲁老师之邀，我写了“蚕种场随想”。本篇算是“续篇”吧。
一
养蚕业发端于中国，丝绸一直是中国人引以骄傲的遗产。但到十九世纪末，受到采用现代蚕业技术的日本的挑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成立蚕桑学堂，引进现代技术。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其第四期毕业生《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年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堂。还有河南、云南等省也建立蚕桑学堂。
辛亥革命后，上海女子蚕桑学堂迁至苏州，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留日归国的杭州蚕学馆第三期毕业生郑辟疆年出任校长，他提出“使蚕丝业得利用省女蚕以革新其事业，吾所谓省女蚕所负时代之任务与今后之设施者如是”。他不但在专业教学中不断改善，同时把学校教育和社会生产密切结合。年学校成立原种部，致力于新蚕种的培育与生产。随后又设立推广部，组织师生到乡村宣传和指导蚕农采用改良蚕种。
二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茅盾先生的《春蚕》（地方是他家乡嘉兴乌镇的乡下），记得有个“老通宝”，讨厌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坚持要养本地蚕种。那年“蚕花”特别好，但收了蚕茧后，茧厂关门不收购，最后用船运到无锡去卖，本地蚕种的茧又卖不出价。“就是这么着，老通宝家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却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从文中可以看出养蚕户并不育种，蚕种“布子”是买来的，育种的应该是“蚕种场”。“洋”蚕种已经出现，成茧品质比土种好，收购价高。也看到养蚕业受市场的影响。这在《春蚕》发表4年后，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离茅盾家乡乌镇仅20多公里）的社会经济调查中有详尽的描述。
三
《江村经济》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成名之作，闻名遐迩。费孝通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作研究生，年取得公费留学。出国前，在姐姐费达生建议下，年到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这是他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素材。
费达生年出生于吴江县。年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去日本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夏，费达生从日本回到母校。校长郑辟疆拟把培育的改良蚕种及科学养蚕技术向农村推广，成立了蚕业推广部，请她参加。由校长带领推广人员，携带桑苗、蚕种、蚕具、蚕茧、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到吴江县各乡镇巡回宣传科学养蚕。
年春，推广部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建立了第一个蚕业指导所。组织起21户人家参加的蚕业合作社，使用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用科学方法饲养。当年，社里的春茧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从此推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年费达生接任蚕校推广部主任，继续带领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合作社扩大到户，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
正是这样的背景，费达生才建议他弟弟到开弦弓村做社会调查。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首先对开弦弓村的经济背景做了分析，其中对蚕丝业写到：
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但到年，日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从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仅为年的三分之一。
蚕丝业的传统特点及其近年来的衰落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所分析的开弦弓村的经济生活背景。
在后文中，他分9个方面阐述了“蚕丝业的新改革”。
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已经开展了改革蚕丝业的实验。村里负责改革计划的人对我讲了以下情况：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
改革计划是沿着蚕丝业的自然过程向前推进的。这是从蚕蛾产卵生产蚕种开始，接着是孵化、养蚕、收集蚕茧，从农村来说，到缫丝作为结束。
改革开始阶段，学校派出指导人员教村民如何利用科学知识，特别是防止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为了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的幼蚕，按照合作的原则，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称作“稚蚕公育”。为了这一目的，专门造了这所有八间房屋的建筑物。
第三次蜕皮以后，蚕被搬到各户。在搬蚕以前，个人养蚕的房子要经过消毒，学校的指导员要告诉他们注意事项。在这一阶段经常要去检查。有病的蚕立即消灭以防传染。根据蚕的需要控制室内温度和湿度。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蚕茧的总生产量同用传统方法喂养时相比至少增加40％。当学校指导工作在村里被公认取得成功时，省政府便把它的工作向整个产丝区推广。
四
不同蚕龄有不同的温度要求，鲁老师文章注释中说蚕室温湿度要求来自“凉山州科技局，《宁南县标准化大蚕饲育技术》(.05.15更新)”。但我阅读文章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采用的是“华氏温度”呢？中国一直采用摄氏温度，为什么已经是年了，川南一个偏僻县的科技局出的标准化养蚕技术手册还采用华氏温度呢？这个特别是否来自早年的蚕业学校呢？
我在介绍费达生的文章中看到，抗战爆发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内迁，在四川乐山复课。费达生应“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请，与四川省政府洽商，决定在川南七个县建立“蚕丝实验区”，费达生为实验区主任。这似乎印证了我的猜想。
我这篇文章是想通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蚕业的现代技术引进和在农村的合作推广，提供乡村城市化的一种模式：用现代技术改进传统农业，用有组织的指导与农户自愿合作的方式推广。振兴乡村也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要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乡村凋敝的负面作用。
王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我来参加研讨会，原因有二：第一，我也是农村出身的；第二，我原来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农民工市民化，当时还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农民工市民化障碍与途径”。大概在年，我带人回我们村做了一个调研，也写了一本书《村域经济视角下的农民收入与支出》。我很想做第二次调研，因为我们村现在几乎没有人了，我十年前回去的时候，村里人平均年龄快40岁了，中位数年龄现在快50岁了，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都怪恐怖的，村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我想我们城市化和老一代传统农村的衰落可能是同一个过程。
江苏地区的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我们大多数地区包括山东很多地方也没有做到。我想江苏也主要是苏南，苏北还是大量人口在外迁，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大浪潮、大时代。
《我的城市化》算是一本案例集。我们下去做调研的时候也是附上好多案例，我觉得大时代、大浪潮当中的命运沉浮在这里面表现得特别好。我甚至觉得这种白描式的记录可能几十年之后，你翻来再去看，它的意义比我们写的那些不咸不淡的学术论文可能更有历史的记录价值。
我读这本书，认为里面说了两类人的城市化，一类人叫干部的城市化，通过考学能够进入到城市，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这一条路，其他的就没有一个可以获得正式的国家认可的城市人口途径；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哪？表面上的区别是进来之后没有拿到户口，但是户口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户口背后是两类人，以干部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和非干部身份进城打工的。他们差别在哪？我觉得收入差距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不一定是收入上的差距，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多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但是他在城市获得很大成功，甚至收入很高，在城市买了房子，甚至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和第一类城市化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户口所代表的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最核心的差别。
农民工即使在北京也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在北京是很有钱，买到了房子，但是一旦遇到公共服务，就是最常见的教育和医疗，一旦遇到社会保障，立刻就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歧视性的政策使得这两类人处于完全隔开的两个天地。
中国稳定、和谐、顺利的城市化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现在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代价让未来有两个隐忧，第一个隐忧是多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整个成长环境、整个命运可能会因为城市化而发生非常大的改变。除了留守儿童，还有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到城里就学难。不仅仅是深圳，大城市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北京可能是更严重的。原来还能上打工子弟学校，现在打工子弟学校也很难了，现在政府说你可以上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有多难，大概10%—20%农民工子弟能上公立学校就很不错了，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回到老家做留守儿童。而现在农村凋敝，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落差，使这些儿童一生可能就这样。
第二个隐忧是现在农民工一代，他们老了之后怎么办？农民工和城里人的差别就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农民工进到城里当然有一部分能够拿到城镇企业社会职工保险，但是不到20%。、年跟我导师开始介入到农民工的研究，当时好多国际组织包括一些学者说，农民工都得有社会保障的覆盖，当时我也觉得是啊。后来我跑了好多工厂做调研，跟好多农民工聊，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超过70%的农民工根本满足不了连续缴费15年的要求。还有，医疗保险退休之后不缴费可以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需要满足连续缴费20年到25年。大部分农民工，百分之七八十达不到这个，让他们买保险无非是让他们给城市保障基金作贡献。他们现在既不面对养老问题，也不面对医疗问题。医疗费用大概是老年人才花得多，一生90%医疗费用是最后一年花掉的。等到他们回到农村谁来支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本来筹资就特别少，如果说他们一下子回到农村，将近一亿多人，他们老了以后回去，对于农村现有的保障体系将是一个严竣的挑战。
实际上城镇化最大的悖论就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能全民统一。它的分割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财政和公共治理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做到全民统一保险？养老金全国统筹？江苏、广东等人口流入的地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多得用不完，但是人口流出的地区，包括中部、东北地区却不够用。一边是大量钱堆在那儿，一边是没有钱用，中央要做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做不动。这背后是公共财政、治理机制的“属地化”，而且“属地化”色彩特别浓厚，各个省以下都需要上级和下级谈判，一个省、市、县都是独立的财政单元。比如这些人口流入的地方不舍得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你用，为什么？这是我自己一小块自留地，比如深圳，有人说积分可以上公立学校，当时我觉得这简直在现代社会来说是极其荒谬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公共教育是让人有更多的公平性和更多的流动性，是要改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状况，所以才有公共教育，但是像深圳包括厦门、北京这些地方，全都在搞积分制，积分制是什么？越是精英的、收入高的、社会上层的这些人，越可以获得更好的公共资源，我们说公共财政是全民的，这叫逆向收入分配。当时回到院里跟我们院领导汇报，我认为“积分制”是极其荒谬和违背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的一套体制。但是，深圳政府这样做有错吗？也很难找出有多少错来，因为它的财政就是只覆盖本地人口的财政，我们的财政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
还有一个例子，厦门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总共常住人口万，外来人口多万，外来都是年轻人、农民工，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抚养比是多少？12︰1，全国是多少？全国大概是3︰1，厦门是12︰1，北京是4.3︰1。这些地方的抚养比应该能积累大量的基金，但这些地方的基金三年都是亏损的，那么钱哪去了？这些基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民工的贡献，但是这些基金是无法公平地向农民工提供医疗、教育的。
几年前，在海淀的上庄，当时集中了大概有5-10万农民工在那里搞建设，但是当地只有一个公立的卫生院，这10万多人需要看病，所以那个地方一条街上形成了卖药的“卫生所”，外地来的医生在北京卫生局看来就是“黑医”，一定要“干掉”的。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实际上他们也有医生执照，有些是农村医师执照，跟着农民工来的，你把他们“干掉”了，这10万多人到哪看病？上庄卫生院就几十个人能做好10多万人的医疗保障吗？
我觉得中央决策是很对的，我们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是现代化，我们城市恨不得建一堵墙把自己围起来，发达地区恨不得自己搞一套，所以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事件，包括推倒打工子弟学校等。打工子弟学校是比较差，但是它给流动人口提供了上学的地方，但是现在不让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共财政、公共治理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城市化要深入推动改革，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当然也有好消息，我看到发改委今年7月份刚出的文件，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提上了国家战略地位。
吴文媛: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平稳、最和谐的城市化历程
城市化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
深圳市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城市化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话题，而且中国很幸运，因为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平稳、最和谐的城市化历程。就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伴随的是社会融合性。例如，当年就有一个德国青年被他父亲派到英国管理家族的商场。他因为爱上了一个纺织女工，所以接触到了英国最底层工人阶级生活，他为此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社会现状》，他和另外一个德国青年写了另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他就是恩格斯。他经历了整个英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历程，见证了社会被加剧的过程。
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五一”工人大罢工，使得“五一劳动节”由此而来，法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典型故事，就是奥斯曼计划，也就是城市更新计划。奥斯曼不是巴黎的规划局长，也不是建设局长，而是法国警察局长。我们知道，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变。
奥斯曼计划就是要拆掉城市里脏乱差的贫民窟和弯曲不直的街道，修建笔直的花园大道，建立花园小区，配套公共设施，让整个城市生活品质上一个台阶，这些词我们可能都很熟悉。但是当时要由一个警察局长来推动城市的更新，而我们知道城市的底层和游民诗人和左派在街道里面垒起堡垒，跟政府对抗，抵抗拆迁。
所以从整个全球来看城市化过程，伴随的都是社会巨大的动荡、撕裂的过程，中国非常幸运，我们的城市化三四十年来是相对平静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故事都好像不准，因为我们的素质让我们很乐观，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我们城市化土地建设面积新增了多少，这是我们掌握的评估城市化标准。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种平静后面中国有什么理由，人类走过的路我们需要走，就是人类有过的体验我们不需要体验。
所以我相信在这些数字里和图表的背后遮蔽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个体在城市化里面的故事和体验，前面我讲到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认识到资本的学习，认识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工人阶级该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可以发声的力量，他们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去理解，尤其恩格斯是因为恋爱，因为一种很本真的人类情感开始启发了他对社会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跟城市化委员会一起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已经被忽视掉或者被遮蔽掉的个体体验，能够以口述史的方式，参与到记录城市化应该有的记载里面，成为评估和表达城市化的一个方面。
非常感谢城市化委员会做这个工作，我们在整个城市化非常乐观的主基调下面，《我的城市化》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一本书，这个工作的过程也让我们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认知，其实原来建议，我们在文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统计数据，可以知道什么人、什么方式，他们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但是最后这个故事淹没了我们，个体城市化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我们社会的温暖和悲剧，同样是海量的。
如何评价我们现有的城市化呢？好像从数据上来说它会走向一个阶段，城市化会停止，从数据上来看它会被放缓，它会停止，它会走过一个阶段，甚至还有人说还会有逆城市化出现。但是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化进展它进入了一个深化的阶层，近期，深圳发生了一个事件，深圳有一个城中村，是关内最大的城中村，叫白石洲，这个地方原住民有户，大概人的原住民。但是这个地方租住了多少租户呢？15万人。现在拆迁突然被提速，6月份开始通知他们，8月25日以前要全部清理出去，这里面暴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学生怎么办？这些孩子怎么办？深圳有一个规定，要求区内具备入学申请学位的条件是有一年的租赁合同，是不是比北京还宽松一点，就是我要搬家到这个区，我有一年以上租住时间就可以在本地申请公立小学。但是，对于居住在白石洲的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马上要开学，8月25日到9月1日这之间没有时间让孩子再找学校。
几万个家庭立时陷入了一种焦虑，孩子还能不能入学？孩子即便现在按照政府安置的学校来读书的话，家庭要搬到哪里去？可能未来孩子上学的路有25公里，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我们组织了志愿者统计这些住户，按照现在的租金水平，他们可能分散到哪个区，他在那个区的学位情况可能比这里更紧张。他们的孩子可能要走15公里、25公里才能上学，还能不能上学？还有没有校车愿意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接？我们大概不完整统计有个孩子直接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想象一下，通常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未来人生很长，我们德行、精神状态会受童年遭遇的影响。我们会把这个孩子童年在家庭里面得到的温暖、互助、焦虑一并带入社会，他可能是未来在你老年的时候照顾你的护士，他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官员，他也可能是拆迁大队的队长。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一次行动可能影响着未来，我们要花多少代价去修复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我的城市化》故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可以在几十年以后再追踪一下这些人他们在城市化里面的际遇，他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能够抵达社会的阶层，可能从那个时候我们再回看会发现今天的城市化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是多么大的影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城市化和整个社会进展。
同时，我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留守儿童做一个专刊，甚至把在城市犯罪进入监狱的人做一期故事，来了解一下城市给了这些人什么，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比如像我自己在序篇里面说的这些城市对于那些刚刚进入城市的人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来源：城市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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