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71%；-年这一差价也有.47%[2](P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另一方面又因幼女在络丝、摇纡、牵经等家庭手工业中非常有用，女孩竟又成了从育婴堂被收养的热门人选[3](P)。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18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半殖民地的生产资源和大量倾销棉布等商品为开端的，同时也引起被殖民国家人民的抵抗，而在各种各样的抵抗中，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又构成抵抗殖民经济侵略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年所写的《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只是英国人“凭借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马克思同时还说，“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4](PP-)。也就是说，千千万万坚持耕织结合的中国农村妇女，在抵抗外来资本和商品入侵方面是成功的。但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清政府完全丧失了阻抗功能，曾经顽强抵抗的耕织经济也在逐步趋于瓦解。但是抵抗从未停止，无论是中国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还是幼稚孱弱的民族资本艰难推动的工业化，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和分析在一波波抵抗浪潮中，在20世纪20-40年代，一个由妇女领导、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蚕丝生产合作社运动，是如何在平等、民主、自主、自助的合作主义理想指导下与巨型资本进行生死抗争的。
她从束缚女性的旧社会里脱颖而出，以蚕业指导员的身份培养出不少后辈，她打破了当时传统的蚕丝业行业结构，办成了许多合作社；还办成若干个新式蚕种制造场和制丝工厂……[5](P1)——[日]池田宪司
日本中国蚕丝史研究者池田宪司所说的她，即素被称为“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的费达生(-)。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她，确实无愧于蚕丝专家的盛名，但这远远未能展显费达生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贡献，因此，笔者曾专门撰文以还原“一个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一个为实现本土工业化的不懈试验者、一个现代性的另类探索者”的费达生[6](P31)，同时也通过研究指出，她和她的女性团队还在蚕丝界创造了一个女性以专业技术、管理者身份与现代性相勾连的传奇，并部分改写了技术领域中男性精英占绝对主导的性别版图[7](P)。而在池田宪司对她的评价中，“办成许多合作社”亦是费达生的另一重要成就，费达生之于合作运动的贡献，亦如她的胞弟、社会学家费孝通所称，实乃“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8](P4)。但因种种原因，有关她在组织妇女生产合作社方面的成就，还尚未在既往中国合作运动研究中得到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