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顶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属。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堆堆”推出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连续10天推出《三星堆大发掘》不间断直播大赏，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史书对古蜀国的记载，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正在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
◆成都平原孕育三星堆文明
文献传说，“蜀国”的历史是从“蚕丛”开始的。传说蚕丛、柏濩、鱼凫这些蜀王皆神仙，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蜀王蚕丛、柏濩、鱼凫是否真的存在过？30多年来，经过考古专家们的不懈努力，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平原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等多个惊世发现，犹如证据链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断连接起来，揭开了扑朔迷离的古蜀王国面纱。从距今年左右至秦并巴蜀，成都平原经历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型船棺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这与古蜀国传说的“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大致相当。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前世今生慢慢浮出了水面，一条完整的天府文化脉络逐渐被梳理清晰。大家在惊叹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同时，也发出疑问：三星堆到底来自哪里呢？其实这个答案隐藏在宝墩文化中。曾经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绳纹花边口罐、喇叭口罐、喇叭口壶、宽沿尊、盘口尊、敞口圈足尊、浅盘豆、高圈足都是宝墩文化中的典型陶器。文物作证，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其实属于宝墩文化。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恢弘的城垣与奢华的建筑，暗示着宝墩古城已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史前城址，学者也称其为“大型中心聚落”。由于古城尚未发现青铜、文字，宝墩文化似乎还未迈入文明的门槛，不过它却如启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宝墩遗址考古队队长唐淼表示，无论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还是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在文字记载缺失较多的背景下，考古人员从发掘开始，将一片片零碎的小陶片进行晾晒、清洗、上号、修复等工序，最终将原物拼凑完整。“我们拼凑的不只是陶片，更是成都平原文明前夜的历史。”他介绍说，宝墩遗址发现了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还出土了家猪骨骼，狗、鹿的骨骼。这些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先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饲养家猪、狗；猎捕鹿、鱼、鸟、兔等生物作为食物的补充。稻粟兼作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唐淼说，从年代学上讲，宝墩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阶段，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的城址、遗址，证明了成都平原拥有孕育三星堆文明的文化沃土。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上有明显的延续关系，应该说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的。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古蜀国历史久远，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青铜刀具，将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细眼竹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体系。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神奇花朵生长在多元文化土壤上近年来的现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与聚落形态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经历了五帝时代的“多元并行”、夏商周的“多元一体”、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三大发展阶段。成都地区由于四面高山重林环绕，山谷大河奔腾，这些山高水险使得该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发掘表明，三星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是自成序列的文化。学者们因此称这支文化为“早期巴蜀文化”。
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中，成都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的特色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其差异性是最大的。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广大游客，一见到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及其所出的文物，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称三星堆文化为中华古代文化园里的奇花异朵的主要原因。
创造三星堆奇花异朵的主体，自然是古蜀国的先民，但这并不排除古蜀国先民与其他地区交往的可能。李白所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不过是诗人的夸张而已。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黄帝部族的一个分支昌意族“降居若水”，与蜀山女婚姻。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五帝时代已经传入成都平原，与土著文化融合了。文献记载又说，蜀王与夏王同为中原颛顼帝之后，这又反映了夏文化、蜀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些陶器特征“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夏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到了商周时代，古蜀国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更是增进了联系，李学勤先生曾在《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一文中指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核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再经淮河至长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长江三峡传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现象表明，三星堆文化首先是在古蜀文明这块特殊土壤里生根、发芽、生长而绽放的奇花异朵；同时这朵奇葩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阳光雨露，并因此而显得格外璀璨耀眼。三星堆文化的地方主体性，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再次表明了中华文明是多样性、丰富性与融合性、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因此，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总特征。
（来源：《学习时报》江林昌/文、《青年报》吴鹏/文、《成都日报》王嘉段祯/文）
作者/来源：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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