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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4/11 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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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夷教授的中文论文集——《道教研究论集》,是他对中国道教长期研究的成果,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有旧有新,新旧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有些文章虽然似乎有些陈旧,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还是有些新东西可读的。柏夷先生坚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坚持以解读道教经典为基础的研究,同时其论文选题和写作视角又具有很多创新性,很是值得我们学习,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也可以对柏夷教授的治学思想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关键词:道教;柏夷;客观性;佛道关系;文史互证

前言

年7月开始推出的“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美国学者伯夷教授的《道教研究论集》是其推出的第一本论文集。此论文集收录了柏夷教授有关中国道教研究的十四篇论文,包括篇目如下:

1、《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

2、《佛教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与其道教版本》

3、《早期灵宝经与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

4、《成仙之阶:道经中“地”的概念》

5、《姚伯多造像碑:早期灵宝经中“道—佛主义”的证据》

6、《道教神系》

7、《何为道之体?》

8、《桃花源与洞天》

9、《屡现的预言:道教末世论和唐王朝的建立》

10、《李白、黄山和炼丹术》

11、《再看中国的隐喻:阅读与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比喻》

12、《带距之笔:高德耀(RobertJoeCutter)关于中国斗鸡的研究》

13、《中古时期对中国世界秩序的女性主义批判:以武曌为例》

14、《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

虽然本人学识浅薄,但仔细阅读这十四篇论文后,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感触和看法。柏夷教授是很多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著名汉学家,年开始其汉学之路,八年后,他师从司马虚和薛爱华,正式走上了道教研究的漫漫求索之路。他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尤精于中古时期的道教和唐代诗歌,曾多次来中国进行考察学习,与卿希泰先生所领衔的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既有严格的学术立场,致力于追求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热爱与尊重。在这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他一直所坚守的学术原则,也可以看到其论文选题和研究视角的创新点。

在论文集的前言中,他对道教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定义:“道教,自古就存在华夏文明的髓心与肌腠之中。它不仅是中国的本土民族宗教,也是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内在动力与道德准则的最佳体现。许多读者也许会问:‘那儒学呢?’实际上,儒学是一种统治性的哲学思想,除了一些为了科举而建立的地方学府外,对于传统的城乡居民来说,儒教也并无太多的实践基础。儒教没有系统的‘士’群体在民众中充当导师,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更没有一个容量庞大的经书库。而这一切,却正是道教所拥有的,并努力将这些特质延续到了21世纪。毫不夸张地说,道教代表了古代中国的精魄与力量。”似乎,这种定义有些夸张,似乎夸大了道教的作用,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儒学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这点毋庸怀疑,但真正在中国社会下层民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似乎是佛教和道教,相较而言,儒学更多的影响是在知识分子中,这也恰恰体现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是由信仰来支撑的,而儒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宗教。

柏夷

一、宗教研究的客观性与佛道关系

似乎客观性这个话题没必要再提,从古至今,史学家研究历史所秉持的第一原则便是求真。但在实际操作中,客观性这一原则能完全得到贯彻吗?恐怕谁也不敢保证。柏夷教授很注重宗教研究的客观性,特别是佛道关系方面的客观性。他的在论文集首先对一些研究者有失客观性的立场提出批评,指出“他们所从事的是护教行为,而非学术研究”[1],只有跳出传统的佛道之争的圈子,重新审视它们的关系,避免“护教行为”,所做的学术研究才会更加具有客观性。

在关于佛道关系的讨论中,他提出了两种未被一直承认,却对他影响至深的方法论范式。第一种是关于纯正的起源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宗教在源起是纯洁的;第二种是关于调和、影响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宗教的互相影响是对彼此的玷污。许多宗教都将其创教事件和人物认定为他们宗派中最为纯正的范例,宗教改革中也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即通过对外在玷污的鉴别和剔除,从而重返那假定的“纯洁”起源,当学者们不经批判地接受这种模式时,便陷入了学术研究非客观的泥潭。

“混合即玷污”这种思维范式无形中影响着许多研究者,致使他们无法得出公允的结论。事实上,“宗教混合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策略而具有正面的价值”。我们考察历史中的佛道关系,很容易看出他们之间因互相影响和借鉴而得到发展。在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对道家道教思想的依附与吸纳,是其得以传播的重要条件,佛教经典在传译过程中也尽量拉近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如《四十二章经》中就称佛教为释道,为道法。对此,汤用彤指出:“浮屠为道教一部分,确然无疑矣。”[2]道教对佛教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在后来的发展中,道教亦受到佛教的影响。

让我们再回到论文当中,柏夷教授认为道教对佛教教义和实践的改造并未能取代这一宗教,而是将它本土化并进一步弘扬了它。反过来,道教在受佛教影响的程度上并无二致。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他概述了一则关于发愿词的研究,其中道教材料来自南方的灵宝经,佛教材料取自五、六世纪中国北方的造像铭文,通过比较研究,他发现这两种不同宗教愿文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这就更加证明了佛道关系的密切性。

二、注重解读经典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过于注重田野考察,而忽视了对最基本的经典文献的解读,导致其最后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是不可取的。注重对经典的解读,这是柏夷教授一直所坚守的。他家里每周一都要举行“读经会”,与会者一字一句地读译《道藏》,大家不分民族、种族、信仰,全身心投入到对经典的研读当中,这场景,也是别有一番韵味。他总是能从经典中找到一般人不曾找到的答案,一般人对于经典偏于综合,失于分析,偏于执着于一本或一类经典,往往忽视不同经典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何为道之体》这篇论文中,柏夷教授给了我们很完美的例证。这是一篇讨论道教关于身体的论文,我尝试着梳理了一下这篇文章,大概脉络如下:

首先,他提出了一种现象:在西方,早期哲学著作里存在“自我”和“身体”的概念,宗教和哲学被一并研究。然而,当阅早期中国哲学时,却情况完全不同。“身体”这类词在道教经典中经常出现,却不见于早期哲学著作。因此,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入门读者,一般会认为早期中国思想和后来宗教表达之间有着彻底的断裂。接下来,他利用了莱考夫和约翰逊关于隐喻的理论来讨论“多重精神的身体”,他应对莱考夫等人的理论,认为道教也是把人分为“一个主体和一个或多个自我”,并引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的道教文献做了详尽说明。最后,他指出,这种多重精神的观念在先秦时代《荀子》、《管子》那里就有了。关于“身体”一词,中国宗教与早期哲学出现断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试图将视为“宗教”和“哲学”的东西划清界限。在文章结尾,他呼吁“道教文献迫切需要与产生它们的那个社会的其他文献对话。”

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宗教信仰和俗世文献区分开来,忽略了其中的联系,而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于经典研究的束缚,如果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时,能够尽可能地将不同的文献联系起来,相互印证,很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文史互证

读完整本论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伯夷先生深厚的文史互证功底,他虽是一名外国学者,却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学有深刻的研究,丝毫不输于中国学者,在论文集收录的文章中,文史互证这种方法随处可见,其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思路清晰,见解独到,给人以妙不可言的感觉。

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虽然是一种传统的史学方法,但是却不减现代学术价值。文学作品是文人心声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诗词小说中可以窥见其内心世界。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更何况有些史书中存在着隐讳、粉饰和曲笔的现象,不可都信,有赖于利用史书以外的材料进行补充,这时候,小说、诗词往往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有人说,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不可信。我想说,即使文学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情节夸张,甚至许多内容也是虚构的,但是我们却还是能得到有用的信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作为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他曾说过:“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但其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3]。只要有足够能力,妥善驾驭,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论文集中,文史互证研究方法运用最明显的便是《李白、黄山和炼丹术》这篇文章。在文章中,柏夷教授引用了大量李白的诗歌,通过对诗歌的分析,并结合史料,说明了李白写作有关黄山诗文的动机、意义和机遇。在《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这首诗中,李白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神圣形象的黄山,通过结合《黄山图经》和《庄子》,柏夷教授指出“黄山不止是古代的炼丹之处,它本身也是一个丹炉……整首诗暗示着李白可能将黄山看做合适的炼丹处所”[4];分析《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这首诗,柏夷教授发现诗中的意象精选自灵宝经和上清文集中的两部重要经文的起始部分,即真人被召集,开始启示经文之时。对李白而言,黄山正处于这样一个内在启示的初始状态;接下来,《宿鰕湖》这首诗为我们解答了李白究竟希望在这座山中成就什么,很显然,他想要炼丹;《古风》诗的第四首,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诗人希望自己能够服丹成仙。整篇论文,柏夷教授分析了有关李白炼丹的所有诗歌中的意象,层层递进,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李白为何选择黄山作为炼丹之处、为何李白要炼丹等问题,其文学材料与史学材料互相印证,丝毫不见乖谬之处,这使得我好生钦佩。

结语

读书如读人,通过阅读这本论文集,我对柏夷教授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虽是外国学者,但其深厚的汉学底蕴令我佩服;虽研究专长在中国道教和中古语言与文学方面,但却能以小见大。论文集中的文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年,最新的也于年完成,其思想光芒熠熠生辉,总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治学思想有以下几点特点:第一,绝不忽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同样是解读经典,柏夷教授总能从经典中发现问题,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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