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一座城市的魅力，也体现在它无数重叠的记忆中。随着无数次的城市改建，保留下来的这些记忆将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一份精神遗产。
汉中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味道在于历史，它的内涵在于文化，但城市改建使得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些这些文化和历史正在淡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这些美妙而珍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
今天特别推出汉中作家、文史专家黄建中先生的作品。建中先生是从小出生在汉中、成长在汉中、大半辈子工作在汉中的老汉中市民，他的这部作品既写出了一份老汉中记忆、也兼顾了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具有非虚构作品鲜活接地气的魅力。值得推介和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汉中北街口（图片来自网络）
东关旧事
作者
黄建中
东门桥
从汉中城里去东关，必然要过东门桥。
东门桥现在仅剩下个地名，但汉中人依然把一个十字路口叫东门桥。早先，这里曾有过石拱桥，而且是两座,一个两孔，一个三孔，护城河上一座，二道渠上一座，青石板铺桥面，磨得很光，有石栏杆。
护城河与二道渠的水都来自城北洪口垱的退水，而洪口垱的水则来自汉丞相萧何当年修建的山河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二道渠还在，渠水进入东门桥附近的北团结街，大部分是从家户人的吊脚楼下流过的，但从大街上看不出吊脚楼的模样，也看不见河。我的一位姓米的回族同学的家，就搭建在河上。到他家去玩，能从木地板的空隙中看见下面流动的水，水有的时侯大，有的时候少，下连阴雨的时候就大，水会接近楼板。我想水里一定有鱼，那时侯汉中四门四关的护城河、退水渠里都有鱼、虾和螃蟹。我曾在西门外的城河里抓过螃蟹，也钓过螃蟹。钓螃蟹的方法很特别，不用钓钩，而是用一根麻绳栓块石头，再抓只青蛙撕烂拴上，扔到河里，等上一会儿扯上来，就会有一只或几只螃蟹夹在上面，螃蟹贪吃。
这条时而是明渠，时而又游走于吊脚楼下的渠水，到了东门桥便不见了踪影。上世纪50年代后期，城市改造，把东门桥拆了，改成了大道，将渠水改成暗河引出城，进入东关后街的磨子桥、翻口荡，再流入汉江的。
既然叫东门桥，自然有东门楼子。汉中筑城已有多年的历史，但用青砖砌护的城墙始于明代。小时候我曾抠着砖楞爬过城墙，这需要勇气。城门楼子只是在清末洋人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过，很高大雄伟。当年汉中有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匾额：西“振武”、南“望江”、北“拱辰”，东门则称“朝阳”。我时常想，如果汉中的的城墙、城门楼子还在，该有多好。
东门桥现在只是个地名，估计还会叫下去。
东关老房子
东关
走过东门桥，向东，便是东关。
曾有好几位来汉中的外地朋友对我说，只有在东关这条老街上，才能感受到汉中的古老和厚重。确实是这样，在高楼林立、车流滚滚、人声鼎沸的城区一转身来到东关，你会有一种时光停滞甚至倒转的感觉。瓦屋鳞鳞的长街逼仄而幽深；红漆斑驳的铺板门陈旧而沧桑；旱烟摊子，凉粉铺子，澡堂子，用木炭火打烧饼的鏊子，做长杆老秤的作坊，茶社里黑乎乎的桌子上老人们在打纸叶子牌，家门口裹着棉袄打瞌睡晒太阳的老汉，老汉的脚下同样是一只眯着眼的老猫。一切都显得平静、安详和懒散。东关，是一个能勾起儿时的记忆，引发淡淡乡愁的地方。
和中国的许多古城一样，汉中东关在城外。西关、南关、北关也都在城外。但再往前推上一百多年，东关却是汉中最繁华的地方。清末民初撰修的《续修南郑县志》（汉中在很长一段时期称为南郑）中说：“东关坊……人烟稠密，商业繁荣，以此为最”。最能彰显当年繁华的是那一座座相连的老宅院，这些院落大多为清代建筑，民国的也有，如后来做过外贸公司的地方就像老上海的石库门，石券的大门，很气派。这些宅院大多三进四进甚至五进，大门套着二门，天井连着天井。天井这个名词起得真好，从木楼上看院子像口井，站在院子里望天，也像一口井。
大院多为商行和货栈，做批发兼零售的买卖。前门开在东关正街上，为店铺，后面几个院子或为作坊，或为仓库，居家一般在楼上。而开在东关后街上的后门多有斜坡，以供进货、出货的车辆通行。车辆应该是独轮车，在东关一座仍有石条铺路的大院里，现在依然可以看见一条被碾压成凹槽的车辙。
早年，进出东关商行的货物主要来自两条路线，一条走千百年间就开通的秦蜀古道，尽管上世纪三十年代宝汉公路已经开通，但驮马运输依然不少。据老人说，东关后街每天都栓有四五十匹骡马，还有骆驼。骆驼夏天掉毛，一团一团的，附近小孩爱揪着玩。另一条走水路，当年汉江是通航运的，顺水行帆，逆水拉纤，解放后还有航运公司，年才彻底结束。东关连接汉江下水渡口，过街楼沿江帆樯连舴，商旅云集，交易繁盛。在这两条线路上，运进的有棉花、食盐、白糖、川纸、绸缎、铜锡、铁器、江油铁锅、瓷器和各色京广杂货；运出的有桐油、生漆、皮毛、猪鬃、棕器、硝磺、木耳和中药材等等。三十年代有人买回机器，在东关开厂生产机制卷烟，每天出五箱，能远销到宁夏、甘肃一带。东关街上还开有油坊、银器、铜器作坊，中药铺算“公兴大”最有声望。还有当铺，当铺的柜台很高，典当的人要踮着脚把东西送上去，心理上就矮了一截。典当的东西再好，掌柜的也会极力贬低，不容分辩。你哪怕当上几面新的貂皮大氅，他也会向后面记账的喊道：“虫打光板烂皮袄一件-----！”
现在的东关已经繁华不再，大部分宅院已经衰败、破落。但我常喜欢到东关走走，尤其喜欢下午时分走东关后街，这里没有车马喧嚣，钢筋水泥，只有夕阳残照，衰草萋萋,断壁残垣，让人怅望低徊，甚至有点伤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关的衰落是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但我总希望，在今后的东关改造中，尽可能的保留或恢复老东关特有的一些神韵，为历史文化名城把魂留住，也给心灵一个家园。怀旧，几乎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东关老房子
文公祠
东关有好几座庙宇，五郎庙，净明寺、文公祠，还有敬奉染坊业祖师爷的梅葛庙。净明寺很有名，相传三国时期庞德在寺中养过病。寺内有古塔一座，因在城东，汉中人称其为东塔。相距不远的地方有西汉三遗址之一的饮马池，过去房矮塔高，说站在城墙上能看得见池水中东塔的倒影，故名“东塔西影”，汉中昔日八大景之一也。但我小时只看见过饮马池东南角城墙上三台阁在水中的倒影。
五郎庙在哪里？连老汉中人也说不清楚，只是在方志中有记载，可见废圮久矣,而梅葛庙很可能是现在小关子东关小学的前身，是供奉染织行业梅、葛二圣的。东关后街磨子桥现在有一座道观------文公祠，香火很旺，是汉台区道教协会的所在地。文公祠何年所建，方志中没有记载，有人说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不足为信，因为这么大一个道观，史书上不可能不记述它。最大的可能，就是它建成太晚。我想，真实情况是否是这样的：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不起眼的土地庙，而后来有一位道人四处化缘想扩建它，道士的行为既让人感动，又刚好和东关的众多的商户们想法合拍，因为这里的确需要精神的寄托，神仙的保佑。于是在民国初的某一年，主要由东关的商家们筹资，修建起了这个道观，并起名“文公祠”。这一推演是否成立，待方家考评。但文公祠山门外的一垣立于民国七年的照壁多少能提供一些佐证。照壁建于民国七年（），砖石结构，通高7米，宽8米，由青砖浅浮雕和石质深浮雕组成，精美无比。壁座由五龙戏珠、“双凤朝阳”、“八仙祝寿”、“喜鹊闹梅”，壁体双侧由“状元祭搭”、空城退兵、“水淹七军”等6组石质深浮雕组成，刀法细腻，人物栩栩如生。壁体两侧由大面积青砖浅浮雕龙戏祥云贴面，线条流畅。正中“文公祠”三字的两侧有石刻对联一幅，上联为，神本无方四季运行皆有旺”；下联：诚真可格万商歌舞尽资生”。这分明是一位笃信道教，讲求诚信为本，渴望世间歌舞升平，期盼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商人出资建造的。
让我疑惑很久的是这道观为什么叫文公祠。文公者，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也。韩愈既不是汉中人，也没有在汉中做过官，在这里为他立祠供奉，好像说不过去。好在现今技术进步，网络发达，资讯便捷，上网一查，韩愈还真被老百姓奉为土地爷，而且是总土地爷，在山西、四川甚至海南都有供奉，并且有许多不同版本的美丽神话传说。韩愈一生，为民立命，朝廷之上，他刚毅敢任，直言进谏，虽然“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但“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人格伟岸，令人钦佩。作为文坛领袖，韩愈“手持文柄，高视寰海”，同时他又体恤民情，藐视权贵。贞元十九年（年）关中大旱，灾民逃荒，饿殍遍地，京兆尹李实却谎报灾情，说关中粮食丰收。查知实情，韩愈奋笔疾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为民请命，直达圣听，使灾区租税得以减免。老百姓最善良，最懂感恩，于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韩愈既是能给子弟传业解惑的“文曲星”，又是和老百姓最贴近的“土地爷”。这样，东关磨子桥的文公祠说到底就是土地庙。但叫土地庙毕竟不好听，不太雅，叫文公祠多好。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别把土豆不当干粮，别把土地爷不当神仙。
东关后街
梆梆面·杨喜儿的包子
旧时的东关有很多吃食。高家巷口的鸡丝馄饨，文家凉粉，杜家鸡蛋醪糟，张家炒瓜子，沈家叮叮糖，马家羊肉泡，李家锅边油花子，黄官热黄酒等等，还有回民食堂的荷叶粉蒸羊肉，那叫一个香！直到现在，小吃店依然不少。我尤其喜欢梆梆面。汉中地处秦岭以南，盛产稻米，面食不似关中粗犷和花样繁多，但梆梆面和浆水面纯粹是汉中原产，别的地方没有，有，也是学汉中的。梆梆面要用上等精粉，将面粉用水和成硬面团，醒5分钟后盘揉,用擀杖擀成极薄面片,或切成一指宽的面条。炒锅置火上倒入菜籽油,烧七成热时离火,凉至五成热时,放入辣椒面,制成辣油。生姜捣成汁,大葱切成葱花,酱油、醋分别熬开。在碗内加适量酱油、醋、精盐、辣椒油、姜汁、花椒粉、香菜、葱花等,捞入煮熟的面条,浇上烧滚的猪骨头汤即成，总之，辣子要汪汤要宽，要吃得浑身冒杠气。
梆梆面在早前是挑担沿街叫卖的，是晚上吃的夜宵。现在有了固定的店铺面馆，是上班族、学生们和早起遛弯人群的早点。过去汉中人不吃早饭。
旧社会的东关有剧院、茶馆、赌局、书场（说书的）还有妓院，妓院取名“怡情别墅”，听起来挺雅，肯定是个风月文人给起的名字。东关白天的喧嚣过后，夜生活开始了。商铺大多也上好铺板门打烊了，但老板和账房先生还要盘点一天来的收益。这时，梆梆面登场了，他们挑着担子，并不吆喝，只是敲着竹筒，让“梆——梆”的声音在东关幽深的街巷中回荡，这声音并不显得喧闹，倒显得夜深后的东关更加安静。这时，那些打牌的、算账的、调情的、看完戏的的人突然感到饿了，冷了，于是踱出门外，老远喊一声：“来两碗梆梆”！在楼上的人长时间吃惯了，会准备一个竹篮，用绳子把竹篮放下来，把面盛好吊上去，吃完后再将空碗放下来。敲梆梆的竹筒可不仅仅是为了发出声响，代替吆喝，而里面还有装有胡椒粉，顶头上钻有极细小的孔眼数个，面盛入碗中后，会倒转竹筒，依然“梆梆”几下，面中便有了胡椒的辛辣香味。现在卖的梆梆面没有胡椒粉，少了一味；也再听不到梆梆声。
杨喜儿的包子也是个老店，专卖包子。是汉中开店时间最长的个体户，全省甚至全国也少有。无论是集体化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没把他打到，上世纪70年代，包子铺还在。杨喜儿的大名叫啥，不知道。只知道他养了9个儿女。九个儿女九张口，你批也好，斗也好，我包子铺照开不误，不然我养不活。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什么都缺乏，粮食更缺，没法给个体户单另供粮供油供肉，于是，杨喜儿便带着九个儿女，齐排排的在政府领导门前跪上一溜儿，大人闹，小孩哭，领导没办法，一商量，特批继续经营，定量供粮供油。但毕竟还是少油缺肉，杨喜儿的包子没有以前地道了，吃的人不满意，于是便编出一条顺口溜：“杨喜儿的包子秦剧团的戏，不吃不看不怄气”。为什么要把东关秦剧团拉进来一起调侃，估计是汉中人不太爱听秦腔。汉中人爱看汉调桄桄戏。
杨喜儿的儿女们长大后都还不错，他们知道父母养他们不容易。大概是年，杨老太太生病住院，（当时我也伺候母亲，在同一个病房。）他们的确很孝顺，端吃端喝，接屎接尿。但杨老太太还是走了。咽气那阵，儿孙们整整跪了一屋。
刀祭
这是个发生在清朝末年的真实故事。
那时的东关，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各色人物都有，当然也少不了地痞流氓。有一首顺口溜曾经流传很广很久：“王家巷，一窝狼，把我吓得没处藏；王家巷，一群狗，把我吓得没处走”。大概就是说这里的恶势力很凶，常欺男霸女，黑白通吃。谢家是东关的大户，世代行医，诗书传家，但屡遭恶棍袭扰，家中也多遇晦事。这年秋天一日，一道士云游至此，径直地走入谢宅，高声叫道：“此地妖气甚重，需镇宅辟邪，否则家运难保！”谢老太爷这些天正为家事发愁，听到院内叫声，慌忙请道士前厅入座，深深一揖拜下：“敢问大师赐教仙法，救我谢家！”道士语出惊人:“请一把刚刚杀过人的刀镇宅！”谢老太爷着实吓得不轻,但又不得不再问：“在哪里能请得？”道士说：“请到请不到是你的事，但一定要记住，刀上的血千万不可拭去。”说罢，起身便走，嘴里念念有词：“悬挂二门之上，镇压鬼魅魍魉；处处积德行善，定保世代安康。”待谢老太爷取出银两，追出门外，道士早已不见踪影。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入小说的桥段？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话说谢老太爷追道士不见，还未坐定，老管家从外边带回消息，说官兵抓住了南山“棒老二”（老汉中人把土匪称棒老二），入冬之前开刀问斩。老太爷恍然大悟，感叹不已，忙召集家人说清事由，并让管家带足钱财银两，务必找到并说服行刑的刽子手，花再多的钱也要刑场请刀。
汉中早年杀人的刑场是在南门外的汉江边，汉中人称南门河坝。行刑的前一日，谢家从三台阁（饮马池城墙上的阁楼，乞丐栖身之地，文革武斗时被炸毁）找来一个小叫花子，酒饱饭足后许下钱财，让其明日随家人刑场接刀。第二天，谢家张灯结彩，宾客满门。午时三刻过后，小叫花子将沾满鲜血的鬼头刀双手捧过头顶，在一大群看热闹的簇拥下从河坝走过东关，在谢家大门口双膝跪地，高喊道：“主人接刀！”顿时鞭炮轰鸣，道士铙钹齐响，僧人高颂佛号，早有人接过刀去，红绸裹好，用红丝带悬挂于二门之上，大宴宾客。
这个故事是许多年前谢家的后人告诉给汉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还悄悄地让这位长者看过这把刀，刀并无特别之处，带把儿也不过三尺，锈迹斑斑。并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面有三个铜环的大砍刀。手法娴熟的刽子手是用巧劲“切”，而不是使蛮劲砍。
谢家的后人还说，自从挂刀镇宅之后，家中再无鬼魅滋事，盗贼袭扰，凡有歹心之人，只要走进谢家门口，便觉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就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几次想去谢宅抄家，也因突然变故，硬是没有抄成。
东关
请刀是事实，刀能辟邪的这些说法，只能姑妄听之，但谢家的确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最有名的要数解放后当过南郑市副市长的谢佐民了。谢佐民，年出生，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解放汉中人民的第一步》，号召汉中“农民、青年工人、学生觉悟过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同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年，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年“四·一二”政变后，受党组织指派，让他回到汉中建立党组织，在东关塔儿巷他的家里建立了中共南郑小组，谢佐民被选为组长直属陕西省委领导。11月改建为中共南郑支部，由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年春，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谢佐民等被捕，经多方营救，三个月后获释。出狱后，佐民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跟随父亲学医，在医院，并继续秘密的从事进步活动。年，汉中建成电厂后，谢佐民连同王质生、刘次枫、赵天义等人集股在东大街（今京剧团）建有声电影院，定名为“汉中大戏院”。剧场设有多个座位，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苏联影片《夏伯阳》。
汉中解放后，谢佐民被特邀为南郑市第二、第三、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任南郑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市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局长、医院院长。年后，任南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年去世。现在汉中老百姓保存的老房契、地契，还都有谢市长的大印。
愚昧的子弹
时间：年4月的某天上午。
地点：东关二小门前。
人物：我和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动乱年份。
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天。
史无前例的文化DA革=命终于在汉中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武斗。由工矿造反队、临委会、统一战斗队等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组织组合的“汉中矿临统总指挥部”；由联合造反队、新文革委员会等组织组合的“汉中联新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形成的两个派别（简称“联新”派、“统临矿”派），都打着誓死捍卫的旗帜，开始了“文攻武卫”（这一口号是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起初还是砖头、木棒、大刀、长矛的对打，尔后愈演愈烈，抢军营武器，抢银行，制造大炮坦克，炸钟楼，烧民房，硬是把一个千年古城打得血肉横飞，火光冲天。
我家住在中山街老银行对面的一座大院之中。忽一日夜晚，枪声打得激烈，早上推开大门，赫然看见一条横街堡垒，满街关门闭户，唯见堡垒上的机关枪，时不时地向东边扫上一梭子，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凄厉而尖锐。
心想这仗像前几次一样，打几天可能就算了，没承想越打越紧，没完没了，而且双方开始了炮击。炮是交战双方自制的土炮，没准头，胡打，落在哪算哪。还有坦克，是用推土机改装的。院中大人开始商议，是撤离大院还是前院往后院搬。商议的结果是暂不撤离，理由是，一是国家总不能让这种仗继续打下去；二是家产怎办？三是往哪里撤，全院几乎全是外乡人，在汉中无亲友可投。于是全院搬到后院有楼的房里，合在一起打地铺度日，想当然这层木楼板会抵挡住落下的炮弹。白天枪声稀疏时，只听见两派的高音喇叭对骂，联派的喇叭挂在天主堂的望台上，统派的则在古汉台望江楼上，你骂我是统匪，我骂你是联匪，骂到凶狠时，必然引起双方猛烈炮击。时间一长，我能分辨出哪一方炮弹的呼啸声，联派的像鸽哨，统派的像鸡叫，呼啸声有远有近，近者的爆炸声有一种金属般的振音，然后房顶上便稀里花拉落上弹片石块，整个大院在颤慄之中。
东关
大人们还在等待战争的结束。存粮还有，但没有油盐酱醋和蔬菜了。这天一大早，父亲带我从后院翻过院墙，通过汉中报社再翻过南城墙（那时城墙还在，）顺着城墙边进入东关。东关是统派的后方，窄窄的街道人挤着人，卖什么的都有，比平常要热闹许多。父亲在人群中买着东西，我吃着父亲给我买的花生，东看西看，很快找不到父亲了。但我并不害怕，反而向东门桥方向走去，想看看空无一人的东大街。我在路的中间走着，我的身旁是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大约十一、二岁，女孩很吃力的提着一个大竹筐，竹筐里装满了青菜。女孩胖乎乎的，很好看，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看她吃力的样子，我甚至想帮她一把。走到东关二小门前（公兴大药房斜对面），只听着耳边倏的一声，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带着弹性的倏声，随后才是一声不大的枪响。只见女孩一下子仆倒在我的脚下，青菜撒了一地。瞬间，街上的人像炸了锅似的跑向两边，只有我一人呆呆地看着脚下的小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几人围了上来，翻过女孩，我看见女孩双眼紧闭，面色惨白，瘫软在大人的手腕中，鼻心中冒出一汪血，并不多,有蚕豆大小。只听大人在喊：“哎呦，没气了!”还说：“子弹还在脑壳里，没打穿。”
我独自按原路返回家中，父亲早已回来。后来我生了一场病，母亲说是我被吓着了。但说实话，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只是这么些年来，每当我走到东关二小的门口，就会想到那张惨白、鼻心中汪出一团血的脸。时间长了也有了些许后怕，假如我当时走偏一点……
几十年来，我一直疑惑打枪的方向。当时以北街口为界，西面为联派占据，东大街到东关是略带弧形的一条路，子弹是不会拐弯的。唯一的可能，是从汉台上打过来的；多年以后，我曾在汉台的望江楼上清楚地看见东关，而且，从弹道的角度来分析，只有居高临下，子弹才会打中一个个头不高的孩子。这就是说，是当时的“自家人”，朝自己的后方开了一枪。
我时常在想，开枪的这个人现在肯定还活着。也许，开枪的也是个孩子，一个年龄不大的红卫兵，在那个愚昧而疯狂的岁月，他根本不假思索，就像开玩笑一样顺手一枪。他或许知道，也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他打死了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东关老了，而且老得不像样子，也改拆掉重建了。我也老了。但记忆不会衰老，只会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