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渠县父亲捐肾救子
8月8日，立秋。渠县土溪镇社区4组铧嘴街2号杨学仁老人家里。一迈进门坎，满屋阴暗潮湿，空空如也！老人的家位置低，在今年的“7·5”洪灾中受灾严重。
“不好意思，不敢开灯，水淹了线路还没有整改。”老人说：“唉，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哟，手术后不能动，眼睁睁地看着家具、电器、衣物被水冲走。话又说回来，我挽救了三儿子一条命，这些损失值！”说完，老人便让笔者看自己的伤口——他的右腹至右肋，一条长约7寸的弧形术痕，共有22双针脚，他的右肾就是从那里取出去的。
“老爸为儿子捐肾”
去年12月，杨学仁的三儿子杨文达感到身体不适，逐渐发展到面目发黑，周身无力，再到后来视力锐减，小便困难，食欲不振。对此杨学仁隔三差五去相距15公里的三汇镇看望儿子，并陪伴儿子去川内几家医院检查治疗无果。后来到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检查，才得知杨文达是尿毒症晚期，双肾坏死，如果不治疗，其生命期只有两个多月。主治医师告诉杨学仁：挽救儿子生命的惟一途径就是换肾，但换肾的肾源太难找了，说不准会是一年、二年……
杨学仁当即毫不犹豫作出决定：一定竭尽全力挽救儿子的生命！他马上电告其余四个子女，到他的家中召开家庭会。
5月14日，杨学仁主持召开的家庭会民主又“武断”。
“有事找大哥，三弟的肾由我……”老大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杨学仁截住：“你不行！”大家都明白：老大与他们是同母异父，血型极有可能不符。老二立即表态：“我与家属商量好了，三弟的肾由我捐。”“也不行！”杨学仁说：“你们一家三口人得靠你下力维持生活。”老四的表态以同样的道理被老父否定。“我年轻，无牵无挂，三哥的肾由我捐定了！”老幺说。杨学仁有些激动：“你更不行！失去一个肾，哪个姑娘还想跟你过日子？”
杨学仁以大嗓门镇住了全家：“只有老爸来捐肾！”子女们都知道老爸的脾气，说一无二，是家里的绝对权威。
“我宁愿死，也不能让老爸为我捐肾！”一直未开腔的老三杨文达泪流满脸地说。杨学仁禁不住老泪纵横：“儿啦，老爸知道你的孝心，可你要晓得，如果发生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我心里比失去一个肾更难受！”说到这里杨学仁哽咽了。此时杨文达的妻子、儿子和弟妹们刷地跪下求情，希望杨文达能接受父亲的捐肾。杨文达跪在父亲面前，不住叩头谢恩，接受了那份如山一般无私的父爱。
“老爸的肾会安在你身上”
杨学仁、杨文达父子俩写好捐受肾脏申请，于5月20日直赴重医附一院，院方组织教授、律师、医生等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审查杨学仁父子俩的申请。《外科学》有言：捐肾者年龄区间为18-65岁。杨学仁还有半年就满65岁了，几乎达到捐肾的“极限年龄”。杨学仁为子捐肾，则是四川省范围内捐肾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当获悉审查委员会通过了父子俩的申请后，杨学仁激动不已：“我的孩子有救了！”
手术前，父子俩有这样一段对话——
“孩子，放心吧，老爸的肾会安在你身上。”
“爸爸，谢谢你第二次给我的生命！”
这台活体肾移植手术从6月8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整整花了8个小时，是一般肾移植时间的两倍还多。
术后，父子俩分别封闭监护而居，一周内暂时不能相见。其间，父子俩天天通过医生了解对方术后的身体状况，特别是杨学仁，医生每天查5次房，他5次都向医生打听儿子手术成功的程度。6天后，杨学仁走出监护室，首次来到儿子的病床前。父子俩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共同祝贺手术成功！
“只要人还在，其他困难都不怕”
8月9日，杨学仁陪同笔者去了三汇镇车渡管理所看望术后正在康复中的儿子杨文达。一进门，只见杨文达戴着口罩，他遵医嘱不得到公共场所，以避免病毒感染。
杨文达从发病到检查治疗再到动手术，已花掉近20万元，一部分是兄弟姐妹捐款相助；一部分是向亲朋好友相借。如今，父子俩的术后续疗费用仍很昂贵，光是药费每天最少也要花300多元，杨文达至少还得不间断地吃药两年。兄弟姐妹几家的可支配财产几乎已全部花光，而且不好意思再向三亲六戚开口借，只好托人担保贷款。
杨文达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其捐款1万多元；土溪镇卫生院也时常为杨学仁免费开药。社会上好心人爱心捐助令父子俩深受感动。但余下的几十万元续疗费用对杨学仁一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手术后杨学仁父子俩的债台逐日升高，但他们仍很乐观。杨学仁说：“只要保住了命，只要人还在，其他的困难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