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春
毋庸置疑，迄今龚学敏所有代表作品——其诗语内部的言说、发声均与“行走”有关。从《幻影》到《雪山之上的雪》；从《九寨蓝》到《长征》；从《紫禁城》到《钢的城》……躬身穿行于斑斓多彩的自然及巧夺天工般人文景观图构的肉身，必然在大地上留下诸多值得长久回味、品咂的精神擦痕。
这些“淡紫的伤口”（奥特拉克尔语）与“君问归期未有期”式（唐李商隐）的词证，呼应的乃是这样一个——无论东西方诗人——自觉或不自觉遵循命运之旅的派遣——以“行吟”甚或自我放逐的“流浪”方式，来表达个我对生命、天地及宇宙切身体验与沉思的传统。在东方唐代，这样一个传统，因李白、杜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董其昌语）的宏大气魄而抵达巅峰。在古希腊，则以盲诗人荷马为代表，在开启了“行吟”诗人最早孤孑立世形象的同时，也开启了欧洲文学的源头。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农耕、渔猎或游牧文明时期）的“行吟”之诗，依靠诗人的双腿（或驴、牛、舟、马之骑）丈量辽阔大地的速度之“慢”，有着“目击道存”——瞬间百念交集的感遇、记述（事）与即兴抒怀，那么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吟”诗人，除去忠实记录上述有关自我生命及情感体验层面的感悟，让一个“词”如何精确介入“语言”，并在“语言”层面敞亮“人之为人”随时可能诞生的“新”的形象与“存在之思”下方悬浮的整座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真相的“冰山”（美海明威语），成为了写作的首要任务。
对这一点——“传统”与“现代性”书写的根本差异，龚学敏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正如本诗集书题取名为什么是“纸葵”，而不是“蜀葵”？在答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问中，龚学敏也一并回答了众多诗友们的存疑：“‘葵’是来自于‘蜀葵’的‘葵’，‘纸’就是‘书写、文明传承’。‘纸葵’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个人只要愿意思考，感到好奇，他就会对这个词难忘。如果有人喜欢这两首长诗，也就会记住纸葵这个词。”
是的，一个优异诗人，深谙写作的“陌生化原理与效果”①——不仅意味着他在文本中对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学或诗学特定的美学风格呈现，迫不得已，他必须使用“非常规”语言。此刻，“词”作为一个自主符号（而非语言符号），将最大限度从日常语言的实用性指称功能中偏离出来，以“反常之向”的言语行动，突入进“仅向文本自身及内部结构展开的世界”（捷穆卡洛夫斯基语）
对应在本部诗集中，龚学敏以卓越的超现实主义技法，借助夸张、隐喻、通感、象征、双关、反讽、比拟、借代、起兴、歧义等等一切可能运用的修辞手段，通过瑰丽、大胆而雄健的想象力，让平常司空见惯的“词”，携裹其间包含的物、理、名、像——光、热、火、电，以一种奔向始源造物的“元素”冲动与意念的自由释放力，打破了我们正在阅读的大脑中固有思维理性与意识的藩篱，一切不可思议的矛盾、怪诞与不合常理的对立之物，如梦如幻——彼此浮游、衍生、交织在他魔咒般倾吐着“声音之火”②的笔下，由此，诗中的“我说”与“语言言说”不断成功实现的换位、共鸣与对话，构成了本部诗集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什么是“语言言说”？简言之，即是写作中站主导、权威地位的“创作者”或“说话者”，不再是诗人本人，而是让位于“有生命的词语”——它们按自身的意志，摆脱对诗人的依附，开始自己思考、说话与飞翔，并因此生成出无数与其他字词千姿百态不可思议的联系之根。这样的“奇境”一方面看似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偶然”性幽灵的灵光乍现，另一方面却与诗人孜孜不倦，苦思冥想过程中，“聚精”以会“神”通，而孕养出的某种具备“特殊感受力的天赋”有关（罗兰巴尔特语）。
纵观中外文学史上留下的众多杰出篇章，创作者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无不谈及这样一段离奇经历，那即是，在写作过程中，仿佛受到某种预设的不可抗拒的动力牵引，句子一行接着一行，如拧开的自来水般自动在笔尖下冒出，流淌。“头几行不由自主被写下，那些诗句是十一音节无韵诗，我没有特别寻找那种形式，差不多像患梦游症，就这样我一口气写下了40多行……”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谈论《太阳石》创作过程中这样说到。而龚学敏的反应似乎更加强烈，据他自述，在这两部长诗写作过程中，时常会被一束束如箭矢般迎面射来的金句所击中，这样的狂喜，令他如孩童般，嗖地一声，从座椅上立即惊跳而起。
如果说帕斯以长诗《太阳石》，激活了他对阿兹特克人创建的古墨西哥文明相较于现代文明的反思；艾略特以《荒原》指认了欧洲大陆一代人的精神幻灭；聂鲁达以《马楚比楚高峰》复苏了一个古印加帝国的要塞城市所象征的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那么，摆在眼前的这部《纸葵》——收录进的两首长诗《三星堆》与《金沙》，可视为龚学敏以诗人名义，对沉落于历史长河中的古蜀文明进行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探秘与打捞，一如外星飞地般的“三星堆”、“金沙”文明遗址献给这个世界的未知，龚学敏以同等深度的诗思与历史想象力，为这些“未知”重铸了一层透明语言建筑的外衣。
翻开《说文解字》，我们得知：蚕丛氏一直俯首于“蜀”字之中，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