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文/黄玉璐
“这是一个开汽车的时代，你一个修马掌的工种，迟早要被淘汰的”。
自动驾驶汽车来临的时代，卖19年旧书的胡同也被朋友批评了19年。刚刚过去的“4·23世界读书日”，明星离婚比读书本身更耀眼。
年到年，全国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年,实体书店销售额下滑7.68%，网络销售增长24.7%。
80多年前，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都说：“那么我本人想不想开间店面卖书呢？基本上我没这个打算。虽然老板待我很好，虽然我在书店里也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干不过网端，打不过连锁，开独立实体书店，近乎成为一腔孤勇的牺牲奉献。那么，年轻的人文书店主理人八月、临近中年的“旧书搬运工”胡同，图什么呢？
“别开书店”
“再版也没几年，怎么就贵这么多？”
号展位，一位年轻女孩拿着一本“读库”出品的纸书，一次、两次、三次，不断询问为什么再版价格上涨？
北京参差书店店主八月，是号展位的主人，短发，圆脸，穿着宽松棉麻白衬衫，黑色方框眼镜重重压在鼻梁上。她身边的同伴三番两次向女孩解释，定价由出版方决定，店方左右不了。实际上，这本书再版价格上涨不到10块钱。
这一幕发生在4月18日的北京郎园x做書春季图书市集上，几分钟拉锯后，女孩勉强付款离开，前脚刚走，八月劝同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用解释这么多。
这符合八月的性格——不解释，不吆喝，不爱说话。在市集主办的《别开书店》沙龙上，她作为受邀嘉宾，原定演讲10到20分钟，分享她这3年如何开书店，可到第5分钟，八月来了一句：“就说这么多吧。”
能说这么多，已经“特别不容易”，沙龙主持人飞哥是八月在读库当编辑时的同事：“我跟她同事三年，她都没有说那么多话。”
沙龙现场（图片来源见水印）
可到提问环节，参差书店第号读者来到现场，问起八月的选书标准，主持人又问起推荐书目。关于书，八月滔滔不绝，讲了8分钟。
与八月同台分享的是北京布衣书局创始人胡同，就像他的书店名一样，一身布衣，穿着藏青色对襟盘扣棉麻衫，圆脸上的苹果肌有些下坠，黑色圆框眼镜背后小眼低垂。
“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做的，最有公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想开书店就告诉我，我帮你打消这个念头。”
话音一落，全场大笑。比起怯生生的八月，胡同说起开书店的这19年，像讲脱口秀，包袱不停，爆梗不断。
的确，他的书店被好几家脱口秀俱乐部包围，坐落在胡同深处的文创空间“南阳共享际”，34平方米，长长窄窄的，用他的话说，只是一条夹道，一条走廊。
位于南阳共享际的布衣书局（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半个小时的演讲里，胡同绘声绘色讲述的搬家回数不少于6次，但前前后后搬迁总次数不少于10次。最声势浩大的一次，在年北京那场著名的大火之后，吨“易燃品”古旧书，卡车跑了41趟才拉完，这次搬迁还跨了省：“最后是河北廊坊人民接纳了我们。”
胡同说，这19年，他把书店开成了搬家公司。自嘲、调侃、打趣，似乎幽默的表达方式可以排遣他必须直面的债务烦恼，但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开独立书店的困境：“实体书店的秋天和冬天其实来了很多年，不是现在开始的。”
“一到‘双11’或者‘4·23阅读日’，这种和书相关的日子，就是书店最冷淡、最惨淡的时候。”八月也在自己身上“找补”，“那段时间，我们几个书店店主经常说，一到读书日就可以放假了。”
过去的年，中国有3家实体书店关闭，关店数量是年的3倍。
线上渠道挤压，新书利润过薄，库存成本抬升，疫情现金紧张，但八月把她的分享主题定为“我是如何把书店开得节节败退又愈挫愈勇”。读库的前同事听说八月一直在赔钱，让飞哥转问她，书店打算开到什么时候？八月回答说，一直开到去世，“或者是突然离世。”
胡同的网拍书店很成熟，但他还梦想把书店从走廊开到街面，那种敞亮、人来人往、直视市井的街面。
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写道，在爱里，疯狂等同于理智。在21世纪20年代开一家独立书店，是一门难做的生意，但流动在纸墨与心间的情愫，又很难用“生意”来笼括。
这些独立书店店主们，好像在用有限的金钱与时间，来维系古往今来，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遥相呼应的心流。
读纸书的人“凤毛麟角”
筹备开业那会儿，八月印了张会员卡，还把会员卡号设成5位数，从“号”开始。可3年多过去了，参差书店的会员卡现在只发到多号。
年起步时，八月很乐观，“盲目乐观”。当时她还在出版品牌“读库”做编辑，周围全是读书人，看纸书的人也不少，仿佛“身边即世界”。
读书这件事，看起来也颇有市场。当时八月做了道计算题，从书店密度来看，年，北京平均6万多人才有一家书店，柏林几乎是每万人就有一家书店。
八月从小喜欢读书，唯一的梦想就是开书店，编辑工作遇到瓶颈，压力大，调研一番后，年11月25日，参差书店在北京五道口开张了，选书以人文社科为主。“参差”二字选自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可书店开起来，八月才发现，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做。刚开店那会儿，八月还想每天发几张会员卡，应该很快就发完，“结果买书的人非常少”。
尽管“倡导全民阅读”第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像八月一样读纸书而且坚持阅读习惯的人，依然很少。
根据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和电子书都在下滑，纸质书为4.65本，低于年的4.67本；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较年少了0.48本。
年的数据好看一些，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本。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5%，同比上涨0.2%，同时也意味着还有40.5%的人口不读书。
阅读电子书的人群增长快过纸书。11.6%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较年增长0.5个百分点，8.5%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较年增长0.9个百分点。从年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就提到，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
多年前可不这样。八月回忆起她工作过的豆瓣书店，当时店主在北大校园内开了家只有几平米的小铺面，蜂拥而至的读者把老板、老板娘两个人挤出店外。而胡同说，现在，他34平米的布衣书店有时一天也进不了俩人，“我也想最后达到被挤出店的情况。”
读书人少，这让把书店定位在服务纸书阅读人群的八月有点尴尬。不过80多年前，曾在书店做过店员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在《书店回忆》里写过了，真正的读书人可谓凤毛麟角，能从分辨哪本书好、哪本书坏的顾客有没有十分之一都不确定。
连胡同也承认，开了19年书店，现在他都很少再读纸书，“几乎都不看了，因为看书真是需要沉浸”，除了看小说。上回他在被窝里用手机再翻了翻金庸作品集。但开书店时间长了，他可以通过作者、出版社、出版品牌等等信息来判断一本书是不是值得推荐，“大部分书我还是会很谨慎（推荐）。”
对沈阳离河书店的创始人孙晓迪来说，读纸书的人不多也不要紧。她这么写道，沈阳有万人口，“一万个人里有一个人是我的顾客，那也有八百个。一个服装店有三百个固定客户就可以糊口了，八百个够我活挺好了，我的三只猫都能天天吃罐头。”
八月也想开了：“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服务每一个人，我只服务那些和我的选书品位契合的人就可以了。我只要把这些人服务好，他们认可我选的书，我也和他们一起成长。”
可是出版社给独立书店的图书进价比网店零售价还高，谁还来书店买书呢？
位于北京回龙观新址的参差书店（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到大型电商进货？
“不是我不想进新书，是出版社没有给我们机会。”
这次来书市，八月没带几本新书。因为这次与她“同台竞技”的是各出版社和出版品牌，后两者无论在数量和价格上都占绝对优势。
“出版社直接说‘我半价、我八折’，那我卖一本原价，人家逛到出版社那可能就要找我退书了。”卖有价值的绝版书、旧书、古董书，是八月在商业逻辑上的差异化战略。
少卖新书，是八月憋出内伤的决策。她在她的书店日记里写过国内“书业三大怪圈”，打头阵的就是“线上零售比线下批发还便宜”。
“如果你不能够从出版社拿到特别便宜的书，比如说对方不能给你二折、三折，你就想办法在‘6.18’‘4.23’‘双11’‘双12’等等，一年多天里，想办法去两大电商、把他们当做中盘积极地进行采购。这就省去你跟出版社打很多交道，会省很多心，也可以省很多钱。”
胡同也在沙龙上开起玩笑，说书店从两大电商进货不但可以拿到低折扣，说不定还能“动动手脚”把卖不出去的书在7天内无理由退货。书还没到货时可以先预售，虽然他最痛恨连书都没见着就开始吹嘘书有多好的预售行为。
可对八月来说，这不是玩笑，她真被同行和出版社认真建议过“去电商进货”。
比如在4·23读书日这一天，各大图书电商不是在“满减50”，就是在打“折上折”，八月写道，这么一来，消费者基本可以用三五折的价格在电商拿下新书。
而她和出版社、图书公司发行人员谈折扣时，“没有低于六折的，人家甚至直接说，你就去京东、当当买吧，活动时候比直接从社里拿货要便宜很多”。还有同行劝慰她，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哪里便宜从哪里进吧。
如果从电商进货，八月发出了“灵魂拷问”——那读者为什么不直接从电商买书呢？
乔治·奥威尔在《书店回忆》里写道，书店这一行的竞争“相对也斯文得多，不大会出现拼得鱼死网破的情况。大公司永远不能像倾轧小食杂店或者个体送奶者那样倾轧这些独立经营的小书店”。
可他没料到，80多年后，互联网巨头近乎蚕食一切，包括书籍——人类的精神遗产。
线上渠道不但倾轧中小书店们，也挤压出版商和作者的生存空间。
人称“毒舌肖恩”的英国二手书店店主肖恩白塞尔在《书店日记》里写道，亚马逊将图书的价格摁在地上摩擦，十年来，作家、出版商收入下滑，图书经纪人不敢冒险推无名作家，独立书店、出版商、作者蒙受经济压力，追求“畅销书”，“最终受损害的是创造力”。
“悲惨的真相就是：除非作者和出版商联合起来坚决抵制亚马逊，不然图书产业将面临荒芜。”肖恩在日记里“哀鸣”。
年两会期间，三位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引发热议的《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其中一位委员谭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德、意、西班牙、日本等国家均有图书价格保护的立法及条款，通过限制折扣等方式保护出版业上下游良性发展。而没有实施或废除此类立法的英美，各方在价格战中越陷越深，书店数量锐减，亚马逊一家独大，绑架出版社一味追逐畅销书。
就像会劝人别开书店一样，在出版业工作过的八月说，她还会劝人别进出版业，因为“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书价最低的国度”，相对应的，出版从业者“工资低、福利少”。
但做书店店主所承受的成本压力比当编辑更多维。
目前国内按照物理成本来给图书定价，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由于没有图书定价保护制度，中国书店面临的商业模式挑战，目前也是世界上最艰巨的。
年，《正午故事》发表的《书店怎么办？》一文中写到，出版社给书店的价格一般是图书定价六折左右，去掉抽成、人工、水电等费用，毛利在两折左右，卖掉一本定价40元的书，也不过赚8元。
疫情之后，八月也搬店了——从寸土寸金、“房租非常贵”的“宇宙中心”五道口，搬到了“起来征战北五环”的回龙观。
参差书店选书风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多年前，一位藏书家劝诫胡同，说“库存是罪恶”，胡同一笑而过，他看不过潘家园书市上旧书像白菜似的一捆一捆扔在地上等人低价“捡走”，曾经一麻袋、一麻袋往自家店里驮书。可开书店19年，搬家不下10次，库存像朝圣旅途上过于沉重的行囊，胡同终于理解“库存是罪恶”：“开头你会感到‘坐拥书城’，特别开心，后来你就发现，都是泪。”
尤其疫情期间，布衣书局在年1-8月份亏损超过50万元，还有多万元的债务没还上。书店楼上有个戏剧公司的姑娘到店里找胡同聊天，聊着聊着就着急告别，姑娘说：“我要走了，再坐下去我就想借钱给你了。”
开书店还有意义吗？
现在他和八月是同行中的“竞争对手”——从都是搬书的变成都是搬旧书的，“现在这么精神的人都来开旧书店，实在是‘世风日下’。”胡同打趣说。
发现新书没有盈利空间的八月在这两年向二手书店转型，至少绝版或古董书还有稀缺性，孔夫子旧书网活了19年，近年以二手书生意为主的电商品牌多抓鱼也悄然崛起。
但卖古书珍本19年的胡同知道，这门生意有个致命伤——靠天吃饭，看似利润大。但收书颇费周折，八月曾想形成循环收书、卖二手书的圈子，“但也失败了”。
现在，八月想到更广大的世界去，不再拘泥线下，不再局限于北京，她有线上读书社群，也有了网店，“没准能在全国范围内找到这么一小批人”，走入书店“2.0”时代。
疫情之后，孙晓迪在小红书上用半年时间积累了7.5万粉丝，全成为她的客户，而离河书店最忙的时候一天也只接待人次，结账次，整个3月，她通过直播销售10万，佣金10元。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