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有过“科学小品”与“闲适小品”的尖锐对立与斗争。鲁迅极力提倡“科学小品”，认为可以用文学表述科学。与鲁迅相反，林语堂提倡“闲适幽默”小品文，主张“小品文是不能写科学的，科学是不能用小品文来写的”。也有人附和这种主张，说:“科学与文学之间，从来就划着一条很深的界线;文学是感情的，着重于具体的生活的描写;科学是理智的，着重于抽象的真理的追求。”对贾租璋生物素描》那样的科学小品，认为其重心在“文学艺术”方面。贾祖璋对此予以否认，他坚决站在鲁迅一边，一生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科学小品”并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在今天，是不是文学界已经认同这一形式了呢?《贾祖璋科普文选》前言中心一段话令人深思:“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文学理应更多地表现科学科学小品这样的作品应该得到更有力的提倡，但是今天我们的见识是不是跟着时代前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在专门研究30年代散文小品的著作中，对曾经颇有影响的科学小品，竟然一字不提。这也不能只怪现时的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不理解科学，也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不够。”显然，用文学小品的形式表现科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习与研究贾祖璋用科学小品普及科学知识的创作思想，仍然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三说为破除迷信，弘扬科学而创作。贾祖璋是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
他写作科普作品，很少为了自娱心情，不是为科研、为民族生存与振兴而创作，就是为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而创作。他写《金鱼》是因为当年上海《申报.春秋》刊登了《蚕子变金鱼》这样骗人的文章;他写《萤火是因为当时有位洋博士鼓吹“腐草化萤”说;他写《县花》《，是因为当时报上把古代县花与当今县花混为-谈;他写《“胡子”=“角”》是因为当时报上说发现了三只角的角怪，不合生物肢体对称的规律;他写鼓山《喝水岩和绿色水库》是为了纠正传说的谬误，分析喝水岩干涸的真正原因;他写《“人体特异功能”质疑》是因为当时报刊一再鼓吹“耳朵认字”等等。他还对众多书报刊中违背科学的宣传提出批评，并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的创作思想充满科学的辩证法，正如韩仁照先生所说一是用对立统的观点分析事物。比如麻雀，说它是“四害之大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既吃植物种子，也吃昆虫，而且大半为杀草种子，“总当认她作益鸟”。他对杜鹃、布谷、鹰、朵等等。也都通过科学分析，分为二地评说功过。比如鸟类色彩，“所以能北高丽华美，是用相互联系的观析事物。由关系“鸟类习性，亦常随环境的更易而变化。逐渐发达而于生活及繁殖的自然淘汰和雌雄淘达的作用，复杂变幻，实成;“我国跨温寨二南北相距遥远，各地现象，不能-概而论带，更是必然的结果”。至于昆虫的形态，“当然也适应鸟类的生活，受自然淘汰的结果而显现各种变形”。三是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比如关于處美人花的颜色的叙述，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虞美人于是作者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的颜色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命题的回答是:“花儿这样红，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人工培育的成果。启发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把我们身边的植物装扮得更加美好，所以贾祖璋说:“科普读物，除了丰富知识，开阔眼界以外，更应该能够陶冶性情，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谓风格，主要是指作风和品格，创作风格应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作风和品格。贾祖璋是一位人民的科普作家，有着爱祖国、爱人民、爱故土的博大情怀，他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作风与品格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一、立足国情，洋为中用；二、立足自身，扬长避短；三、立足创新，与时俱进；四、立足实际，有的放矢。贾祖璋的创作风格是他高尚品格的写照。认真学习和研究贾相璋的创作风格，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启迪和昭示，对于推动当前科普创作，仍然县有现实指导意义。贾祖璋创作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不聊生，科学技术相当落后。
他在商务印书馆仪器标本部工作时，接触到不少鸟类标本，而在给标本定名时，都要查阅外国人写作的专著，而这些著作，往往又取材于中国，许多鸟类模式标本都采自中国武夷山及长江流城。对此，贾祖璋深感耻辱，决心搞清楚中国产常见鸟类。他在东方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鸟类学文献，并根据所见标本，写出了数篇《中国产鸟类报告》在《大自然》杂志发表，受到周建人先生赞赏。特别是其中种宁波地区俗名叫做许仙的鸟，查外文文献知其学名叫Chibia(拉丁名)，他就把这种鸟的中文正名定为许仙，并把跟许仙相似的黑鹏、灰鹏和白鶇鹏等都列人许仙科，以区别于鸦科。贾祖璋大胆地以当地俗名定科属名，符合国人提倡“中文学名”的要求，受到学界认可。立足国情，在贾祖璋编译作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读了密勒氏的《乌类初步》和《鸟类人门》二书后，觉得像密勒氏那样用没明的文字并采取文学的材料来写初步的科学书，一定可以引起初学者的研究兴趣，对于推进科学，当有帮助，于是就将这两本英文书译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