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的伊朗文化构建 [复制链接]

人类跨越无数边界的迁徙，连同商品、智力、制度和资本的流动，并非是当今世界的独有现象。在漫长历史演变中，各种事物的跨界流动一直在发生，这种流动对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伊朗而言尤为频繁。外来的各种冲击并未消除伊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反而促使其延续至今。从文化史的视角看，伊朗文化是外来的影响促使内在元素的重构的结果，即伊朗文化因为外部的输入和内在的吸收而不断地积淀和延续，演化成当今的形式与内容，又反过来教化了伊朗文化的载体——伊朗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伊朗文化对于周边乃至更远地域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伊朗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伊朗文化形成的客观先决条件。伊朗始终以伊朗高原为核心统治区域，坐落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中间地带。它北邻高加索、里海和中亚土库曼斯坦，南临波斯湾，西部与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接壤，东部与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和信德河流域的巴基斯坦相邻，更与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隔波斯湾和阿曼湾相望。这些国家和自然地理所包围的就是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平均海拔为~米，其北部是厄尔布尔士山脉，从西北沿里海南岸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兴都库什山脉。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是扎格罗斯山脉，其山地的面积几乎占了国土的一半。扎格罗斯山从伊朗西北部的乌鲁米耶湖延续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原的东部边缘则是由索尔赫山、加恩山、比尔詹德山和塔夫坦山组成的断续的山地。这些山脉和山地将伊朗的两大荒漠盆地卡维尔荒漠和卢特荒漠围在中间，如果俯视伊朗高原则可以发现它好像一只类似梯形或是三角形的缺边的碗。

山脉构成了伊朗高原内外的分界线。自然的地理分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伊朗和伊朗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外区分和由外转内的改变，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伊朗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历史进程中外来民族与伊朗主体民族以及民族心态的构建

如果伊朗高原是一只缺边的碗，那么在这个高原上来来往往的民族好比是流动的水。来往于欧亚大陆的民族通过高山的间隙进入伊朗高原，也穿过高原继续向前。他们由外来民族变成高原上的主体民族的一部分，经过长年的不断累加融合成为当今的伊朗民族。

“伊朗”一词本意就隐含了外来民族之意。早在公元前年，古印欧人的一些部落进入伊朗高原，他们自称是“雅利安人”。在伊朗西部省份科尔曼沙的岩壁上留下的古波斯帝国大流士大帝的铭文中就写道：“我，大流士，伟大的君王……系阿赫门尼德族人，波斯人……雅利安人，属于雅利安族系。”“雅利安”意思就是高贵，高贵的人，“伊朗”的含义就是“雅利安人的国家”。雅利安人征服了以埃兰人为代表的原住民之后，连同高原上原有的部落和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米底和波斯，从此成为高原上的主人，开始了在*事上对外征服和被外族征服而在文化上同化外族的历史，同时，它也在不断塑造自身的民族性。在波斯帝国时期，伊朗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初步形成了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民族，并通过吸纳当时周边所有文明的成果，确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如使用古波斯楔形文字、崇拜阿胡拉玛兹达的宗教、引入新年节日、帝国郡县制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就此奠定了伊朗民族与文化的雏形。

塞琉古时期是伊朗首次实现两大民族的文化融合。希腊人不同于先前那些并入波斯版图的属国臣民，后者进入和融入伊朗高原的规模与时间跨度远超于前者。在当时，希腊文化和伊朗文化相混合产生了希腊化的伊朗文化，其涉及的范围包括文字、宗教、艺术、建筑等。

安息人和萨珊人在与罗马和东部游牧部落的争斗过程中，赢得了帝国的威望，同时愈加强化了伊朗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不断认识自身，构建自身的制度、信仰和社会。伊朗在经过希腊化时代的内部调整之后，再一次形成强盛的伊朗民族和繁荣的文化，造就了类似于中国人追溯汉唐盛世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并为日后的民族复兴梦想做了铺垫。

应该说萨珊时期是伊朗民族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无论从经济、*治、*事、宗教文化哪个角度来讲都不过分。同时，伊朗民族对于外族的心理优越感也极其强烈，这种心态的惯性也一直被延续下来，构成伊朗民族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阿拉伯人进入伊朗起，游牧部落便波浪式地进入伊朗，开启了伊朗连续的民族交融时期。虽然阿拉伯人在*事上征服了伊朗人，但由于阿拉伯人原有的治理经验无法应付统治大帝国的要求，以及先知去世之后部落内斗的遗风重新抬头，加上伊朗人原有文化底蕴的影响，伊朗人得以再次从文化上、治国经验上找回他们的心理优势。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轮回在伊朗后来的历史中被多次重演。

继阿拉伯人之后，另一股外来的势力登上伊朗*治舞台——突厥人。作为游牧民族，突厥人也怀着与阿拉伯人当年一样的新近皈依伊斯兰教的热情和对财富以及奢华生活的渴望，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高原。他们或控制阿拔斯宫廷，或自立王朝（其中包括著名的加兹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把疆域拓展到欧洲和印度。

随后更大的社会动荡在不经意间到来了，即令欧亚大陆的君主们所心惊胆寒的由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队的进攻。当蒙古人决定留下之后，又一次依靠伊朗人在被战争破坏的废墟上重建伊朗，蒙古伊利汗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朗似乎又开始走上重新繁荣的道路。但是一个世纪之后，自称是蒙古*金家族的驸马同时又是穆斯林的帖木儿从中亚起兵，使刚刚复苏的伊朗文化又一次陷入低谷。

直到年，发源于伊朗中西部的阿尔达比勒地区的伊斯兰教苏菲教团——萨法维教团依靠土库曼诸部落*队，建立了延续二百多年的强盛的萨法维王朝。在萨法维时代，伊朗主要民族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构成了当代伊朗民族的雏形。这个集体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断时续的战争中被整合与夯实。

其后，伊朗遭受西方列强的冲击，时至今日，面对西方的经济优势、*治优势、*事优势，乃至文化优势，伊朗人想要重新找回当年自信不能说不可能，但至少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这样，伊朗民族经过不断地将外来民族转化为本土民族的一部分，完成了自我重建和自我凝聚。而外来民族通常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希腊人例外）。他们人数上并不占优，大多是以征服的方式进入伊朗，在*事上强于先来的民族，而在文化上是落后于先来的民族。因为后者在人口数量和文化上的劣势，他们最终被同化，成为伊朗民族的一分子，并且逐渐继承了主体民族历史与文化正统性的优越感以及对外来民族的强烈的警惕与不信任。当相对于伊朗具有全面优势的近代西方势力出现时，这种警惕和不信任被进一步强化，并影响到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二、建筑与建筑装饰的内外元素与伊朗社会的物化构建

古代伊朗社会中的建筑主要有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市场建筑（公共建筑）和民居（居住建筑）。尽管这些建筑形式和功能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伊朗高原的内外关系的体现及其转变。就建筑风格来讲，他们所体现的是对外来元素的吸收与内在传统的传承。象征世俗统治的宫殿建筑将外来的立柱元素与本土的拱形元素相结合，构成了伊朗建筑的独特风格，让宫殿建筑显得宏伟，烘托出统治者的威严和高大，为塑造和巩固伊朗的王权服务。此类建筑元素被称为“伊万”。以波斯帝国宫殿为例，古波斯帝国宫殿就是古波斯文明的缩影，集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之大成。就目前留存的建筑元素来讲，绝大多数建筑元素都可以在周边文明中找到源头。波斯波利斯宫殿最大的特色是石柱，其建筑风格既让人们联想到希腊巴台农神庙，也会联想到埃及的神庙。门廊式的建筑形式被后来的大型建筑所采用，一直延续至今，其特征就是在主体建筑的前部另建有由柱子支撑、带顶部遮掩的建筑，成为主体建筑入口的一部分。早期此类建筑是由柱子支撑平顶，但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宫殿建筑入口却是以砖墙垒起来的半开放的拱顶来替代前代高耸的柱子，到伊斯兰时期则演变为高大、宽敞的拱形入口。后来这种建筑风格又被清真寺所采用。作为伊斯兰时期伊朗宫殿的代表，“奥利高普”和“四十柱宫”则又回归到波斯帝国的宫殿的门廊形式，连著名诗人萨迪的陵墓也采用这种建筑风格。有人认为“伊万”的灵感来自于游牧帐篷入口，但我们也在希腊与埃及神庙找到相似性。总之，外来的建筑元素最终服务于王权至尊的构建。

作为宗教建筑的清真寺，其主要的建筑元素穹顶来自伊斯兰前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祭祀建筑的传承。“穹顶”源自萨珊圣火坛建筑，后来成为伊斯兰宗教建筑的基本要素。这种穹顶是相当于半圆形，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穹顶的规模越建越大。早期的穹顶用砖块垒建，后来为了减轻重量建造更大的穹顶，建筑用材逐步演变为木片。如伊斯法罕伊玛目清真寺最大的穹顶内高38米，外高52米。巨大的穹顶使得清真寺的内部面积增大，可容纳更多教徒来举行宗教仪式，这也意味着伊朗人将普世性的宗教物化到自身的风格的宗教建筑当中，成为伊朗伊斯兰建筑的标识。

另外，市场与民居内外的装饰也能体现社会中私人生活的构建。除了宫殿与清真寺的外表异常醒目之外，伊朗高原内部传统建筑外表通常是土*色的砖墙或者泥墙，给人以单调枯燥，甚至是贫穷的感觉，尤其是老城区，展现出的是破旧不堪的建筑画面。这既是因为干燥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会给建筑物表面造成严重的侵蚀，也是出于迷惑兵匪、进行自我保护的目的，还有传统的不向外人显富的心理。即便是达官贵人也无意着眼于建筑物华丽的外表，一般的民居更是如此。漫步伊朗各城市的老城区，例如亚兹德老城，在狭窄街巷中行走，两边是单调的拌着枯草泥墙，偶尔经过一扇紧闭的小门，就连人头攒涌的市场，也经常处于半地下封闭的状态。如果俯瞰伊朗城市，表面多是一个个泡泡状的连续的土*色的圆顶，仅留圆顶中央一个透光透气的小洞，给人感觉仿佛是周边沙漠的延续。

但是，一旦走进狭窄街道中的小门，或者进入市场后，往往是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与外部贫瘠单调的环境相比，这里呈现出纷繁多彩的世界。从私宅内庭院华丽的墙饰，到彩色的玻璃拼图，以及房屋内绚丽的地毯，还有市场内拥挤的商铺、迷宫一样的街道、四岔路口的各种几何框架支撑的穹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与外面形成巨大的反差。另外一个内外鲜明对比就是墙外植被稀疏甚至是寸草不生的荒漠和墙内百花盛开、繁花似锦的花园。花园的另一个变体就是色彩鲜艳斑斓的家中地毯。地毯的图案通常是百花纹样，所以脚踩地毯，仿佛是在花园中漫步。此外,家具装饰也偏好浓烈鲜艳的色彩和繁复细致的工艺，例如传统骨木镶嵌器具和家具、蓝色搪瓷器皿的绘画、细致的锤碟工艺、艳丽细致的细密画，，甚至是由无数个结制成的手工地毯，都是人们对单调、贫瘠外部形态的心理反弹，体现出对多彩生活的向往。

宫殿代表的是王权的社会统治，其高大奢华体现了王权的至尊和不可动摇；清真寺表现了宗教的精神统治，它以高大宏伟展现教权的神圣；民居则私密性，以外表的单一、平淡，掩盖私人生活的隐秘、多样和舒适,体现了百姓在伊朗社会中以公共领域的统一、顺从来掩盖私密社会的丰富和他们对多彩生活的热烈追求。另外，结合外来民族不断融入伊朗的历史，在民族的融合中产生的社会裂痕主要通过婚姻来弥补，这种婚姻通常是强强联合，或者说是门当户对，由此形成了以家族为构建要素的社会生态。家族纽带与婚姻则是成员社会生存的重要保障。伊朗民居的私密性恰恰体现了在高压和冷漠的社会中，家庭和家族对个体成长的保护和支持的重要性。

三、外来的治理方式促成伊朗各种制度的推进

从古到今，虽然伊朗的制度被历代征服者和周边国家所效仿和沿用，但其自身也在不断吸纳外来的社会治理经验和方式，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治理传统。

早期的例证就是郡县制。郡县制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根基，它通过将全国分成几个乃至几十个行*区域，由国王指派官吏到各个行*区域代替国王进行管理。官吏向国王上交税金，替代国王担任地方事务的仲裁，国王则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官吏。郡县制对治理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是非常有效的制度。

伊朗的郡县制始于波斯帝国大流士时期。大流士一改原先居鲁士通过依附的权贵和官吏进行统治的方式，将全国分为二十多个行省，派遣总督管理。这些总督大多是王室或贵族成员。波斯帝国的制度和治理方式为后来的各个朝代所效仿，尤其是那些从未有治理幅员辽阔国家经验的外来征服者，如希腊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他们借鉴了伊朗本土的治理制度、方式，并依靠本土的行*人才（往往以家族为代表）来治理庞大的伊朗帝国。其实，郡县制早在古埃及时期就被埃及法老所使用。早在古王国时期，法老们将全国分为州区，由氏族显贵出身的人担任州长。而到了后期，州长们则将地方管理、财*、仲裁、祭司以及*队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波斯帝国征服米底、巴比伦和埃及，将各地的工匠云集到波斯建造宫殿，同时也学习了各地的制度。同样，大流士在统治期间曾建设了驿道，从萨迪斯到苏萨长达公里，以便商贸往来、传递信息和运送*队，而驿道系统早在亚述时期已经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亚述时期开始用精良的石块铺设道路，这些道路具有重要的商贸乃至战略意义。道路沿线都有士兵把守，设置路标，提供饮水，必要时用火传递紧急信息。“在古代亚述获得高度发展的筑路术后来为波斯人所仿效和改善，而波斯人又把这种技术传给罗马人”。

进入伊斯兰时代，特别是蒙古人统治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交流非常密切。在制度交流方面也有例证可循。在经济方面，中国元代曾大量使用过纸币，达百年之久，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物价飞涨，金融体系崩溃；而在伊朗伊利汗乞合都统治时期，为了弥补财*的亏空，也仿照元朝发行纸币，换取银钱充实国库，结果造成社会动荡。根据《瓦撒夫书》记载：“这是一种上面写有方块字的矩形纸。在上部的两侧写有任何钱币中都通行的术语‘除安拉之外再无它神’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在下面是用藏文所写的‘仁钦多吉’（大金刚），用阿拉伯文写作Ayrunhyntwriy(大通宝)……在矩形的中央于依纸币画面的一个小圈中，大家可以读到‘1/2迪拉姆’……一直到10第纳尔。其最下面则是这几行文字：‘世界的帕迪沙于年强行发行吉祥钞。伪造者要株连其妻小一起受刑，然后被处死，其财产被没收。’”多桑蒙古史记载，上面还有汉文数字。此外，中伊制度交流内容还包括财务记账方式，如汉语中的“钞”被认为最早是由伊朗使用，意思是“印刷”。元代史料上记载，翰林院教授“亦思替非文”，中国史学家考证其为波斯文或粟特文。其实这是“古代波斯人所创立的一种特有的文字符号系统及其计算方法，用以书写*府税收事项，它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国王及*府有关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是用此种文字书写的。”使用亦思替非文可以追溯到萨珊时期，是财务统计的专门垄断的技能，作为一种行业技能，通常在行业家族中传承。

到伊朗的伊利汗王朝时期，为便于少数蒙古人统治多数伊朗人，在伊朗民族中间制造相互的制衡，统治者们借鉴了一些中国的官僚体制，如在行*与税收方面设置了双宰相制。伊利汗时期曾将全国的税收与管理一分为二，分别由一位伊朗宰相负责，形成相互竞争与监督的格局，蒙古人只管从他们那里获得金钱用于自身的挥霍和供养蒙古*队。在法律制度方面，从伊利汗统治伊朗时期一直到帖木儿王朝沙哈鲁早期，伊朗很可能实行了两套法律制度，一套是针对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法，一套是针对蒙古人或者突厥人的从成吉思汗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蒙古法（扎撒）。沙哈鲁致明朝皇帝的信件中将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作为自己的一项功绩。

四、外来语言文学与宗教对伊朗人内在心灵构建的影响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作为伊朗官方语言的波斯语，其文字是外来的，语言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语言与文字最终结合成为优美的波斯语和灿烂的波斯文学，成为构成伊朗文化基因和标识。波斯语属于伊朗语的一种，伊朗语的产生以及早期的发展是和印欧部落的迁徙密切相关的。伊朗语属于印欧语系，按照历史变迁，伊朗语可分为古伊朗语、中古伊朗语和现代伊朗语，其中古伊朗语分为古波斯语和阿维斯塔语，古波斯语后发展为中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演变到后来的达里波斯语，成为现代伊朗语的一种。目前波斯语实际上在伊朗、塔吉克和阿富汗三国使用，所谓的塔吉克语就是用俄文字母书写的波斯语，而阿富汗的波斯语则被称为达里语，“达里”是宫廷的意思。当年萨珊王朝的贵族随最后一位国王逃到中亚霍拉桑地区定居在那里，保留了萨珊宫廷的“雅语”。波斯语顾名思义就是印欧部落中波斯族所说的语言，其文字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楔形文字时期、阿拉米语字母时期和阿拉伯字母时期，这些字母都是外来文字。楔形文字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是楔形文字当中最容易、最简单的拼音文字，据说是在古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授意下写成的，阿契美尼德国王的碑铭（公元前6世纪~4世纪）上所用的就是这种文字。中古波斯语也被称为巴列维语，该语言的字母是从阿拉米语字母演变而来的，里面甚至还有很多阿拉米语词汇。巴列维原来是中亚帕提亚地区的一个部落的名称，萨珊王朝时代是使用中古波斯语的时期。阿拉伯人进入伊朗后，伊朗官方语言使用阿拉伯语，但在民间人们依然讲波斯语。到塞尔柱时代和花剌子模时代，阿拉伯语已不是官方语言了，但波斯语却借用了阿拉伯语词汇。由于波斯语中有几个音在阿语中没有，所以又增加了四个字母。我们不知道用阿拉伯语字母开始书写波斯语的确切年代，目前得到的材料是公元11世纪。从楔形文字到阿拉米字母到阿拉伯字母，就文字的角度，波斯语文字显然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从雅利安人将古伊朗语带入伊朗高原起，波斯语语法从古到今经历了从繁到简的过程。在长期的对外交往和语言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波斯语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词汇——从最早的阿拉米语的词汇、到希腊语、阿拉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乃至英语和法语的词汇。为了保持波斯语的纯洁性，伊朗的波斯语言文学文化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创造新的波斯语词汇来替代外来语词汇。可见波斯语外在的形式——字母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体现其本质的语法是按照自身的发展线索形成的，语言的整体结构未发生变化。

波斯语是波斯文学的基础，波斯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诗歌。伊朗是一个崇尚诗歌的国度，9世纪到15世纪是波斯诗歌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作品，为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波斯诗歌早已进入伊朗人的骨髓，从历史、哲学、宗教到*治思想以至个人情感，都被伊朗人用诗歌来表达。

波斯诗歌的源头来自于琐罗亚斯德教的祈祷词。后来阿拉伯人的入侵激发了伊朗人的民族情感，他们用史诗表现阿拉伯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伊朗先辈们的文治武功，甚至还有伊朗地方小王朝以颂体诗作为*治宣传手段，与阿拉伯阿拔斯宫廷的哈里发相抗衡。另外，阿拉伯诗歌的格律被波斯诗歌所借鉴，对波斯诗歌的繁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的波斯苏菲诗歌和哲理诗歌则是伊朗人借以表达内在的心灵感受和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任何时候伊朗人都没有停止过对自然、对宇宙和对人生的思考，于是也流传下了许多发人深省与引人共鸣的诗篇。

同样，外来原始宗教在经历了伊朗化的过程后，蜕变为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先后成为伊朗国教的重要源头。雅利安人进入伊朗高原的同时，也来了印欧部落的原始宗教。作为祭司的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者而非创立者，他把原始宗教作了变动，突出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地位，并尊他为最高的唯一主宰，将人们原有的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靠拢。善恶二元对立起先是印欧人进入高原与当地民族发生冲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反应。从波斯帝国开始，伊朗的统治者在与外族（希腊人、罗马人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发生冲突过程中，利用阿胡拉马兹达和善恶二元等内容，同时吸纳了外邦宗教的内容，最终生发出琐罗亚斯德教并将之推至国教的地位。该宗教经过近千年延续和积累，对伊朗人的宗教情感影响巨大，以至于后来的伊朗的伊斯兰教中仍可看到其身影，例如由琐罗亚斯德教最早提出的天堂与地狱的概念。由此，琐罗亚斯德教在原始印欧宗教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吸收与传承，发展成为代表伊朗前伊斯兰文化核心的宗教。

伊斯兰教也是由阿拉伯人带入伊朗的。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核心宗教，连同其它一些*治和经济原因，使得伊朗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朗早期的伊斯兰什叶派就是由那些逃避阿巴斯宫廷迫害的圣裔及其追随者组成的。什叶派长期受压迫的境地和伊朗人作为被征服民族而受压抑的状态使得两者相互吸引。尽管第四任伊玛目所拥有先知家族和伊朗萨珊王室血统的说法至今还存在争议，但在伊朗这个崇尚血缘和社会等级的社会中，足以给伊朗人提供了心理自信的依据。年，萨法维王朝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义作为官方信仰，从此伊朗成为了一个伊斯兰教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伊朗人逐渐地将一个源于高原外的宗教抹上了伊朗的色彩，将伊斯兰什叶派发展至今，成为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力量。

宗教除了外在的各种仪轨，还有内在的修炼，内外两者的结合才构成完整的宗教，伊斯兰教也同样如此。伊斯兰教从产生起就有通过依靠直觉修炼的倾向，一些教徒想模仿先知早期的修行方式获得真主的眷顾。“苏菲”原指8世纪初伊斯兰教穿粗羊毛织衣的苦行者，后来演变为对伊斯兰内部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直到11世纪末，在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安萨里的调和下，苏菲神秘主义才最终被伊斯兰教所接受，苏菲的修行方式得到认可。伊朗曾经产生过许多著名的苏菲教派领袖。从苏菲的修行秘籍显示，他们通常是通过逐级的修炼，最后达到“寂灭”的境界。这使人容易联想到佛教密宗的修行和道家的修行。实际上，伊斯兰苏菲的修炼除了受到基督教苦修的影响，也受到了佛教密宗的影响，这点是被伊朗历史学家所承认的。

总之，以伊朗高原与周边构成的地理上的分野看待外部对高原内民族、社会和心灵构建的影响，既可以看到国际化对本土人文的影响与痕迹，又能够发现本土人文依然存在其延续传承的内容。两者的结合既延续又丰富了本土的文化。尽管本文的论述范围不包括本土人文对周边的辐射，但实际上其影响也是不可被低估或忽略的。任何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是通过吸收和传承而保持其生命力，并得以延续。

作者：程彤

文章原载《新丝路学刊》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