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演进
1、字体与书体
所谓“字体”，是指文字的形状，即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像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
汉字的形状，千差万别。其构成受下列因素的影响：（1）时代；（2）用途，如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3）工具，如笔、刀等；（4）方法，如笔写、刀刻、范铸等；（5）写者、刻者；（6）地区。
组织构造的变化，包括：（1）各组成部分的不同，也可以说各单体或偏旁的不同，例如“草头”的不同写法，酬、酧等；（2）各局部的安排以及笔划数量的不同，例如，“明”字的“日”和“月”的左右不同安排，纹、紊，雷、靁等。
书写风格的变化，包括：（1）笔划转折轨迹的不同，即圆转或方折等差别。例如：秦《泰山刻石》与秦诏版的不同。（2）点画姿态的不同。（3）表现字迹的条件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的差别。例如，笔写与刊刻的不同，范铸与刻写的不同，像吕不韦戟上的“诏事”二字与戟上其他字不同。（4）书写习惯的不同，例如时代、地区、写者等等各有特点。
字体命名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例如：（A）甲骨文、金文（钟鼎文）、篆书、分书（隶书）、楷书（真书）。（B）启功先生认为：兼包构造和风格的大类型，可以说有四种，即篆、隶、草、真。其他如行书是草、真的混合物，各种花体字只是各类字的变态或说装饰体而已。（C）宋高宗赵构说字体有五种：篆、隶、真、行、草。
文献方面，对于字体名称，最为纠缠。常见名同实不同，甚至互相矛盾。
（1）秦以前没有字体分类，亦无“篆”、“隶”等名称。“六书”不是字体名称，其内容“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事，实为“造字规律”——“造字之本”，或者叫“识字诀窍”，而不是有六种字体。
（2）秦代的篆是规矩的、标准的“正体”，隶是徒隶用的、不标准的“俗体”。
（3）汉代以降的字体变化，各有专门名称。例如草书、八分等名，都是汉代才有的。
（4）同一名称，常有不同内容。例如“隶”，在秦汉和晋以下各有不同内容。
（5）同一内容，又常有不同名称。例如，汉碑上的字，或成为“隶”，或成为“八分”。
（6）名称的兴起，通常落后于字体的产生和流行。例如周代的一种字，原来并无专名，到秦代才追认为“大篆”。
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而且，各种名称初起时，常是一般的名称，或说是“诨号”，进一步演进才成为某种字体的专名。《书断》卷上曾用父子关系比喻字体的演进关系。借此比喻加以说明：
例如，自秦定篆为标准字体后，以“篆”为中心，对于它所从出得古代字，便叫做“大篆”。正像祖父成为大父、祖母成为大母一样。而对于次于“篆”的新体字，给它一个卑称为“隶”。然后，回过头来，给当时的“篆”加上一个“小”字，曰“小篆”，以资区别或对称。
又如，有了新草体后，才给就草体加“章”字，回头再给新草体加一“今”字，曰“今草”，以资区别或对称。
汉魏之际有了新兴的隶书，即“新俗体”，才把两汉、曹魏碑版上那种旧隶体字成为“八分”，把“隶”这一名称让给新俗体。但仍嫌混淆，于是给它定一些新名称为“真”、或“正”、或“楷”、或“今体隶书“。
所谓“书体”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常常以著名书法家的姓命名，例如，真书（楷书）的欧、颜、柳、赵各体等等。惟宋代秦桧创立的“印刷体”真书（楷书）叫做“宋体”，被汉字印刷物广泛地沿用至今；另有宋徽宗赵佶创立一种“真书（楷书）体”叫做“瘦金体”。书体多指它们在一大类型中的小分别。此外，流行于唐代“馆阁”，以及宋、明的翰林院和科举考场的书风叫做“馆阁体”，清代沿袭叫做“台阁体”。
2、正体与草体、俗体，以及古体
自秦以后，每一时代都有被定为“标准的、规范的”而通行的字体，就叫做“正体”，例如。秦篆，汉隶、唐楷。
所谓“草体”是指某种“正体”的潦草的写法；所谓“俗体”是指某种“正体”的“非标准”写法的字体。在汉字字体的演进过程中，不论是“草体”，还是“俗体”都是新兴的“新体”字，它们起到过“过渡”的作用，是汉字字体演进中的积极因素。
每一时代，都有“正体”、“新体”和“古体”三种字体。所谓“古体”，即前一代的“正体”成为后一代“古体”；前一代的“新体”，到后一时代常成为“正体”或这说“通行体”。这就是所谓字体“祖孙三代”的演进。
3、汉字演进的阶段
关于汉字演进的阶段划分有“三段论”和“两段论”等说法，大同小异。
“三段论”：（1）从殷商到两汉，是字体的发展期，先后有甲骨文、金文和篆书。（2）从东汉到南北朝时字体演进的成熟期，标志是分书（隶书）的诞生和楷、行、草的定型。（3）隋唐以后，字体发展终结。其后只有各种“书体”的陆续出现，汉字的书法艺术进入繁荣期。
“两段论”：启功先生认为：“约五千年来，可分两个大段，小篆和以前的是篆类时期，汉隶以后至今天的真书是隶类时期。真正的承先启后的‘中轴’便是秦隶。……今天得见‘秦律简’的真迹，补足了这一重要的空白，岂非中国文化史、文字史上一件特大可喜的事！”
二、汉字字体种种与名实
1、八体、小篆
把各种字体命以专名，始于秦代。“秦代八体”《说文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音shu—古代兵器）书，八曰隶书。”
秦始皇以来，见有戈戟款识、颂功刻石、虎符、权量、诏版、印玺、瓦当等，其中大部分的字，确知是小篆，印玺文字应属“摹印”一类，其余六体不易实指。“秦文”应从秦二十六年“同文”为限，前后划分为两段：前段字体很复杂；六国“不与秦文合”的，只是不与后段通用的“标准体”，即小篆相合而已。
秦人不但不再通行那些“不合者”，还积极用字书如《仓颉篇》等来推广小篆。“秦八体”实有四大方面：一是小篆前的古体，即大篆；二是同文后的正体，即小篆；三是新兴的“以趍（qu-同“趋”）约易”的俗体，即隶书；四是其他不同用途的字体。
秦代正体，或说“主流”是篆书。“篆”至少有两个基本含义：形状是圆的，用于庄严郑重的场合。所以，凡不合这种风格的“约易”字体，便被加上“隶”的卑称。
2、籀文、大篆
籀文最可靠的样本，要属《说文》重文中注出的个字。此外石鼓文也常被指为籀文，但论证不够充分。“籀文”的名称是从《史籀篇》署名而来，是《史籀篇》中的字样。因此，“籀文”是大篆这一体的诨称或别名亦无不可。
那么，为何只有个字呢？这是因为，只有与小篆组织构造不同的古文、籀文才列为“古、籀”。相同者，就已经列入“小篆”了。籀文有什么特点？王国维先生作过分析：“象形像事之意”——图画性，“规旋矩折之意”——线条的、变化图案的符号性。“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这在两周铜器中就有。指石鼓文为籀文是唐人开始的。论证不足。《史籀篇》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古的一部字书。但是，今天很难说那个字以外，哪些字是籀文，哪些字不是了
3、古文
“古文”，广义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字，特别是秦以前所写的经书的字。
《说文》中所出古文共字，是古文经中与小篆组织构造不同的字，与籀文同例，
都是小篆不能包括的异体字。与籀文相比较，古文的异体字较多，没有籀文要求的严格。
打个比喻，大篆是小篆的生父，得以列入“八体”。古文经中的字则是小篆的伯父、叔父，甚至是某代祖辈。由于与当时的“正体字”小篆不是嫡亲关系，没有地位，终致“绝矣”。所以，广义的古文包括“秦书八体”的大篆，而“秦书八体”的大篆，则是指那些《史籀篇》中的字而言。
4、科斗书
“科斗书”、“鸟虫书”、“虫书”，是同体异名。应该是先有“虫”，次有“鸟虫”，后有“科斗”。“科斗”亦作“蝌蚪”，字体之名，始于汉末。是汉末和魏晋人因古代书册写本的字体笔划像科斗之虫而得名。实际上，是篆类手写体的传统风格，溯源可以直到商代。
5、鸟虫书、虫书
所谓鸟虫书，实际上也是篆类手写体的别名。因其笔划既像鸟又像虫。
6、隶书、左书、史书
“隶书”、“左书”、“史书”和“八分”，都是同体的异名。
隶书是徒隶的字，是“以趍约易”的“俗体字”。《书断》中引蔡邕《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字体是约定俗成，一个人不可能创造一种字体，但一人编集一种字体，以及创始一种风格或流派，则是可能的。姑且沿用程邈之名。这种隶，当是那些有硬方折的或比较潦草的字体。方折散开的笔划，写起来比圆转勾连的方便，而圆转勾连中的许多细节也容易省略。再加上潦草随便，这当是“俗”处，不标准处。最初由篆变隶，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秦律》简，就是秦代标准的隶书。
一种字体不会是一个朝代突然创造的，汉代日常通行的正体字，像华山碑、熹平石经一类的字，必然有前代的基础，至多是有所加工整理罢了。所以无论是硬方折轨迹的俗体，还是“长、斗、虫、苛”的俗体（“马”字头，下加“人”字，为“长”；“斗”字带“单人”旁，写作“什”；“中”字下边弯曲的作为“虫”，而篆字之“虫”字不作“中”字下边弯曲；以“止、可”为“苛”），对篆而言，都是隶书。
至于左书，又作佐书，在“新莽六书”中“左书”，就是汉的隶书。“左”或“佐”的取义，其实佐之为职名，即“助理”之义。这在隶书的用途上固然是有此作用，但隶书之隶，是由于徒隶；佐书之佐，是书佐之“佐”。按汉代书佐地位很低，所以“新莽俗书”命以佐名，正如“秦俗书”命以“隶”名一样。
所谓“史书”，即隶书。古代的史，实是天子诸侯的文化奴仆。往上可以升为大官，往下不过是王侯的随身侍役。汉代一般衙门的某些小官吏叫做史和令史，天子的史与古代一样仍叫太史。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说明史的书与佐的书是同一性质。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简，墓主是秦时的司法官吏，所写是狱颂内容，那字，自然是最标准的秦隶字体，基本上和西汉简牍中的字体没有什么特大的区别。可见秦隶实是篆到隶中间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从大汶口瓦器上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到后世还沿用的古文、小篆，笔划都是以线条为主，笔划轨迹以圆势为主。而秦代粗刻的诏版渐有直笔划、方转折的刻法。秦律更是点画不避方扁，笔划轨迹以方为主。这种写法，沿袭到今天，因此，启功先生说：“不妨以‘篆类’来称秦隶以前你的字体，以‘隶类’来称秦隶以后的字体。即至今天所用的楷书、以至宋体字，仍是隶类演进过来的。”
7、八分
“八分”这个名词是汉末才有的。《唐六典》卷十说：“四曰八分，谓石经碑阕所用。”知八分这一诨号。到魏汉之际，字体出现了一种新风格：其笔划更轻便，汉碑中的字的所谓“蚕头雁尾”都没有了。这些字就是后来真书的雏形。这是当时新俗体、新隶书，因为正式碑版上并不见这类字。既有新隶书，于是旧隶书必须给予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故称之为为“八分”。八分者，即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说是“准雅体”或“准古体”。汉时篆和篆以前的字体是古体或雅体，隶是通用的正体，草和新隶体是俗体。蔡文姬所说：“割程隶八成去二分，割李篆二分去八分。”不宜理解为篆和隶若干数量，而且无法去“割”。实乃说明八成古体或雅体，二分俗体而已。
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说，因“八”字有“相背”之义，便把八分解作字有“八字分散”之势，是毫无根据的。难道因“五”字有交午之义，便可解《五经》为“交叉线”吗？！可以用“八字分散”或“八字相背”等来比喻或形容汉碑字体，但与汉末人“八分、二分”的命义是不相符的。《书断》还因王愔的话，以为“字方八分”的尺度概念，更无根据。即是加上尊号，受禅二碑的字，每字长宽都远远超过80厘米，何况汉尺还小于今尺呢！
汉碑字体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成为楷法。楷是“标准”、“整齐”，可为“楷模”之意，也是它升为雅体的资格。后来“楷”这一形容词被当作字体的专名，则是晋代以后的事。所以，汉魏之际八分与旧隶体的分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关于王次仲创隶问题。晋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可知王次仲始传说中首先把秦隶书加工整齐的人。这位王次仲，是违反了秦始皇的命令而被杀的。后世的隶、八分的内容也随时代有所发展。羊欣说王洽、王珉“能隶行”，王羲之“善草隶”，王献之“善隶藁”等，现在看来，他们的字都是今草、真书和行书，只有一少部分是章草，并没有汉隶的字。可知这时的所谓“隶”，即是真书。北朝、隋代都称真书为隶，唐人也曾称八分为真书。
字体自汉魏之际新俗体出现以后，便发生名称重复的情形，常引起混淆。梁时正书，即是真书，也就是新隶体，与秦隶是名同实异。隶和八分的混淆，重要原因有三：一是“隶”，秦俗书为隶，汉正体为隶，魏晋以后真书为隶，名同实异。二是“楷”，对于写得风格规矩整齐的字都称为“楷”，是泛用的形容词；用“楷书”来称真书，则是专名，名同实异。三是笔划的“波势”，秦俗书无波；汉木简较工整的有波，较潦草的无波；汉碑某些有波，某些无波。新隶体，即真书，捺笔有波而横划无波。若专从波势或细微的风格上来寻找这两个名称的关系，常陷入矛盾。
8、草书、章草
“草”，本是草创、草率、草稿之义，含有初步、非正式、不成熟的意思、在字体方面，
广义的，不论时代，凡写得潦草的字都可算作“草”；狭义的，或说是当作一种专门的字体名称，则是汉代才有的。汉代的草书，一直当作起草的、非正式的字体，是私用的字体，军书虽是公文，但迫于机宜，可以不拘。
汉代草书简牍中的字体，多半是汉隶的架势。直到汉魏之际以至晋代才有笔划姿态和真书相似，字与字之间有顾盼甚至有连缀的草字。汉代的草书是旧隶体，即汉隶的快写体；此后的草书是新隶体，也即真书的快写体而已。后人为了加以区分，将前者称为“章草”，后者称为“今草”。
“章草”，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是张怀瓘《书断》中引王献之的话。而所谓卫夫人《笔阵图》及王羲之《提笔阵图后》俱有“章草”一名，但二篇俱出伪托，不据。
章草的“章”，有五种说法：
（1）汉章帝创始说。宋陈思《书苑菁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章草兴于汉章帝”。
（2）汉章帝爱好说。《书断》引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因章帝所好名焉。”
（3）用于章奏说。《书断》上记汉北海王受明帝命草书尺牍十首，章帝命杜度草书上事，魏文帝命刘广通草书上事等等。
（4）由于史游《急就章》说。
（5）与“章楷”的章同义，即“章程书”的章。近人多主此说。
在古代以帝王之谥为字体的名称的，汉前汉后皆无成例，（1）、（2）均不成立。至于《急就》在汉代并不名“章”，（3）亦不成立。
考“章”字古义，有乐章之义，有爰书、罪状之义。又有章奏、章程之义。还有图案之义，凡章黼、文章等都属此义，引申为章明之义，章明亦作彰明。取出这些词义的共同点，实有“条理”、“法则”、“明显”的意思。即用作谥法的章字，也是取于这个意义。相反的意义，是杂乱无章。再拿章草与今草比较，章草较为严格，今草较为随便。汉代就草体之得章名，应是它的条理和法则性质比较强烈。这也是章草合乎章程、用于章奏的资格。
无论是旧体或新体草书，到了汉末，已成为满城争唱的时调，当时人们对于草书普遍爱好。草书不但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字体，而且还成为艺术品，但“亲而不尊”，仍不见登于碑版。
9、余论
（1）每一时代（不止是每一朝代），都不止有一种字体。随各种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手写的和刊刻、范铸的，在艺术效果上的差别更为明显。
（2）每一时代，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俗体字，可比喻为“祖孙三代”。前一时期的正体到，后一代就是古体；前一代的新体，到后一代就常成为正体或者说通行体。
（3）从字体的用途可见字体的地位。秦颂功刻石不用隶字，汉至隋碑刻不用草字，
汉代章奏用草书须经特许。至于钟繇表启、谷朗碑等用新隶体，即初期的真书，标志着这种书体已经成年合法。从晋到唐，真书经过长期使用，证明它在是当时最为方便。成为千年来汉字字体的大宗。其他字体，如今草、行书，到了唐代也都已成年。所以有行书、草书入碑，但新兴的狂草仍没有入碑。
（4）古代写者的创作思想中，所崇尚的标准，各有不同。以圆转为郑重的——篆书。以方整为郑重的——王莽时期的小篆；汉隶比之篆书，本已方折，在碑版上为表尊严，更加妆点方整。
以古体为郑重的——碑铭、墓志中，碑额和志盖常用古体。后世的木刻书籍，本文虽是宋体字，而书的外签常是另一种字；封面，近代或称扉页，常用篆、隶、草、真、行等早于宋体的字；序文又常用手写体，亦是此理。
变态字体
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是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几种变态字体：
第一种是隶真化合体。这种风格源于汉末的新隶体。可见在隶初变真时的情况。此后字体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愈发严格的，即二王、智永，以至欧、虞的真书；另一是仍沿汉末新隶体的路子，如广武、元悰以来诸石。
第二种是杂掺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掺篆体为开端。
第三种是用长方条笔划写方块字，横划末尾有隶书的波脚，例如，晋爨宝子碑，宋爨龙颜碑等等，但主要部分，都是真书。
以上变态字体，曾引起后世不少争论。有称是正书，也有称是八分。其实，这些碑志书写的时代，篆隶真早已过度完成。至多可说是沿用了过渡体，而不是从那时过渡的。尤其是那些杂掺字体，更不过是掉书袋习气而已。又如，翁方纲、包世臣诸家特别赞叹乾明修孔庙碑和文殊般若经碑，以为是真书的最高艺术标准，实即受到这种又真又隶形状的迷惑。也有人看到二爨碑的架势，以为晋宋时代的字只应是那样，从而认为王羲之《兰亭序帖》是梁陈以后的人伪造的。都是从这三类变态字体引起的。
真书的体势姿态，到了唐初，才算俱足完成，这虽然是艺术风格的问题，但从隶到真字体演进的曲折，至此始告结束。
三、汉字拼音化与简体字
1、汉字拼音化——汉字是“形声兼备”的文字，这和西方完全拼音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异。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汉字拼音化”，乃至“取消汉字”的一股思潮不断兴风作浪。清朝末年维新运动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曾主张文字拼音化，但因维新运动的失败，拼音化运动也胎死腹中。
年后，“汉字拼音化”承前启后，而“汉语拼音化”与其说是“西化”，不如说是“苏化”。“汉字拼音化”发端于“消灭汉字”。理由是“拼音化”才能适应“现代化”。然而，几十年下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即“电脑”的发展，汉字的输入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英语等拼音语系。尤其是，汉字的多字同音，使得汉字很难完全走上“拼音化”之路。
当下，关于汉字拼音“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说明这个“化”是不可行的。当然，由此而产生的《汉语拼音方案》，对于推广普通话、汉字注音以及电脑的汉字输入，还是有用的。
2、简体字
五四时期，文字简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一起构成新文化运动。许多人提出要提升国人知识水准，就须先提升识字率。主张使用白话文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赞成文字简化。
汉字简化运动在中共领导的区域内推广。解放区报章杂志使用了既有或创造的简化字，这些字又称“解放字”。
20世纪中叶，共和国官方强行推出了汉字的“简体字”，传统的汉字真书正体字就成了“繁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