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被骂到关闭评论，他的诗到底想表达什么？
石健，文学博士，副教授，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两部；本文原载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年第2期。
摘要：作品之间的对比，是文本解读的有效策略。本文选取四篇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经典小说予以对比，以探视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潘先生在难中》和《春蚕》虽同样书写时代风云，叶圣陶举重若轻，茅盾则重上加重；《柳家大院》和《山峡中》虽同样书写底层人民的不幸命运，老舍重在义愤宣泄，艾芜则偏重诗意书写。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以具体的创作来衡量，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多彩，任何概念、定义都有简化之嫌。
关键词：文本解读；对比；现实主义；中国现代小说
一、比较法对于文本解读的重要意义
撰写本系列文章的初衷，源自自身的教学体验与困惑。
在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笔者常有这样的感慨：刚来到大学的学生，普遍还未从中小学语文教学模式中走出来，即特别重视考试，而应对考试的方式，仍是机械理解和死记硬背。与此同时，面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就表现得很乏力——一是常有失语现象，不知如何入手分析作品之美；二是还是用中小学面对课文的分析方法，习惯于“通过……反映了……”的模式，概括出一个大而无当、貌似深刻的所谓“中心思想”，就此了事。这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一方面，机械地理解和死记硬背文学史，不会对作品有很深的领悟；另一方面，对作品刻板生硬地予以解读，也很容易在考试完毕之后，很快就会遗忘相关的文学史知识。如果不改变学生的这种惯性思维，大学文学院文学史教学，只能说是失败的。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作为师范院校的文学院学生，假如一直在高度模式化的套路中学习，在未来成为教师以后，还会将这样的思维方式，践行于中小学语文教学当中，这必会导致新的恶性循环。
大学文学院学生学习文学史的问题，自然与传统中小学语文教育息息相关。应试教育，不可避免地强调一些刻板的模式，学生分析课文的基本方式，往往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他们刚入大学，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在大学所要学习的文学史，无不是由浩瀚的文学作品建构而成的；如果不懂得如何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解读作品，也就无法学好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解读，实际上也联结着对人、对世界的深入体验与理解。如果学生只会一味机械死板地、像面对生物标本一样处理作品，既不会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产生兴趣，又肯定极不利于培养其人文精神，提升其人生境界。对于教师来讲，把本应丰富多姿、生意盎然的大学文学史课程，上成类似于过于强调应试教育、普遍存在照本宣科现象的中小学语文课，也必然会极大程度地桎梏学生的心灵，不能发挥大学文学教育的优势。
那么，怎样才能合理有效地解读文本，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浓厚的情趣，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文学史呢？文学理论家王先霈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论述：“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养成习惯，首先从文本出发，其次才考虑作者、背景等，由文本到作者、到社会、到世界，而不是相反。”“要养护自己的艺术感觉……保持对艺术之美的惊异感、新鲜感。批评要寻找、放大作品中的审美信息，传达快感，强化快感，增添快感，而不是相反，把鲜活的艺术精品解析得索然无味。”这就是强调：要本着一颗纯净的初心，以独特而新异的视角，体味作品，走进作品，进而完成作品解读。这是还文学以真正的文学性，进而从文学中体味快乐、发现美感、陶冶情操的必要途径。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即使在大学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这样的不良现象——先确定作家的思想立场，然后以在作品中寻找微言大义为旨归，以此来评判作品的质量高低。这必然忽视了对于作品形式即美学风貌的探讨，也必然忽略了许多思想看上去不那么“先进”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及其创作，长期以来，就是如此思维的“牺牲品”。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重视对课文中心思想的概括，也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
实际上，正如英国著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经典概括——艺术之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作家在构撰作品的时候，选择各异的表达方式即形式，无不暗含着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领悟，这样的“意味”，也就是他们独特思想的凝练与升华。况且，越是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往往就越是潜藏于文本之中，也可以说深深地弥漫于文本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之中，这已经为无数优秀的经典作品所证明。总之，任何作品的形式与内容，都是紧密联结在一起，无法分割的。而对于作品形式的分析，即真正意义的文本解读，正是刚入大学的文学院学生普遍的弱项。
那么，面对刚刚从中学走入大学、习惯了传统教学方式的文学院学生，当务之急，还是要为其提供一种解读作品的有效方法，以引导其走出迷津。在教学中，笔者以为，采用对比的方式来解读作品，不失为一种很能产生实效的手段。以往，有一种不利于文本解读的胶柱鼓瑟的僵化思维，比如一提到某一文学流派，便本能地想到用教科书上的概念，去套用那些属于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家；与此相应的，研究作家也往往采用“贴标签”的方式，即把作家强行拖入某个流派、阵营、思潮之中，予以解读。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大同小异。丰富的文学现象、独特的作家作品，很难不被牵强附会、支离破碎地予以肢解，从而也难以真正还原文学史的特有景观风貌。而采用作品比较的方式，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同一流派的不同作家，其风格很可能在某些相同的倾向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同一作家的同一题材类型的创作，也同样有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而这些独特的不同之处，或许才是揭示作品的丰富性，进而解读作家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的关键所在。
奥地利文学巨匠斯蒂芬·茨威格在创作中，深谙对比的重要性，他利用此法写出了关于尼采、荷尔德林、克莱斯特三位德国文化大师的传记名作《与魔*搏斗》。同时，茨威格还对于为何在写作中，对对比方法的采用情有独钟，予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精彩阐发：
如果说我在书里总是有意识地把几个这样的人物安排在一起，那这恰如一种某些画家所采用的方法，即喜欢给他的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光线和反光互相交织，互相作用，通过对照将不同类型之间的那些原本隐匿着、现在却很显著的相似之处展现出来。我一直觉得对比是一个起推动刻画作用的因素，我喜欢以它为方法，因为使用它时没有强制性。公式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贫乏，对比就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丰富。它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反射来照明，用空间的深度来做独立作品的画框，从而提高了画作的价值。
是啊，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使对象变得丰富的”生动的对比，恰恰就是“使对象变得贫乏”的机械的公式的最有力反拨！他虽然是以绘画为例，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解读，又何其恰切，何其有效！
中国作家同样强调对比的重要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针对某些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如此认为：得出严谨扎实、切合实际的结论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之上的作家作品之间的细致对比——“你读了哪些作品？你对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和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做了比较？只有做了比较才能说服人。”
确乎如此，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生动而形象的比较，也更契合文学的审美特性。尤其是在文学阅读中，选取合适的作家作品，通过细致而全面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凸显每个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比仅仅机械生硬地套用理论，要更为有效。比如，本文所要探讨的四篇现实主义小说。在传统的文学史教学中，如果就单篇而言，很容易一提及它们，便会想到“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也很容易不自觉地以机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单套用这一概念，来阐释作品。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给人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之感。长此以往，学生既对作品生厌，对学习无趣，也自然不会真切地感受到，何为现实主义之精髓。如果用合适的比较方法，对这些作品予以解读，则即易于令学生领会现实主义的要义，又易于令其了解现实主义的丰富多彩。当然，作品的比较阅读，对于其他文学思潮现象，比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同样适用（这也是本系列文章今后陆续要加以探讨的）。
职是之故，以对比方法解读文本，一方面利于教学，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并对作品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利于研究，可以在扎实的阅读基础之上，洞隐烛微，摧陷廓清，匡正传统教科书中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见陋说，推进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本系列文章，拟以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为研究对象，或将同一流派的作品，或将同一题材的作品，或将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在研究中，不仅着眼于从“写什么”到“怎么写”，还更要强调，作家“何以如此写”，力求在深入剖析作家的精神世界和运思机制中，彰显其创作的独特性。总之，研究旨在为小说文本的可操作性解读，抛砖引玉。
二、关于现实主义
本文拟选取四篇现实主义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和《春蚕》（）、《柳家大院》（）和《山峡中》（），对其两两对比，着重于阐发作家在现实主义主色调中的不同之处，以此彰显每人的创作特色。
这四篇作品，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现实主义文本。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界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话题。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描写，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的写作方法，因此也称写实主义。其基本特征为：注重对生活的体验，力求使描写符合实际生活面貌；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力求通过细节的真实，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力避直接的抒情，叙事较为客观冷静。这些，在今天都有重新反思的必要。比如，所谓对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何为“本质”，何为“规律”，就会引发众说纷纭的争论；而对于“典型”这一更不容易界定的术语，现在已然不大常用；而关于抒情手法，有些公认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大量采用的（比如本文要探讨的《山峡中》）。
某些中国现代小说家，甚至对于“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是否成立，也心存质疑。比如，被誉为现实主义重要分支社会剖析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吴组缃先生，就认为现实主义纠缠太多，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而作为作家，他在创作时也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主义”之类问题。在国外，关于现实主义，就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了。罗杰·加洛蒂的经典名作，题名即为“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并且也未加严格界定地将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这些完全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作为阐述的对象（在我国，卡夫卡是公认的现代主义小说鼻祖）。路易·阿拉贡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说：“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这些词造成了混乱，或者至少是人们相当一致地给它们加上了一种含混的意义。”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现实主义，还有更多的界定方式。今后，随着界定标准的不同，有些本属于其他思潮流派的作品，被纳入现实主义，也未可知。本文无力对于现实主义复杂的界定，展开详细论述，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相对适用的框架，来分析这四篇小说。笔者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小说，应该符合这样一些基本要素：继承五四“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传统，以及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创作路向，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