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如何治愈 http://www.yqyywdj.com/m/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笛，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20世纪之初，经历着艰难现代转型的中国，对科学主义推崇日盛，使得与科学紧密关联的技术不再被视为淫巧末技之物，而是作为与科学理性、效能相关的知识、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成为国人期待中的强国利器，技术进步也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这一转型带来两重变化：一是改变了重文轻理、轻实业的老传统，使得大批胸怀鸿鹄之志的年轻才俊，纷纷转向学习科学技术；第二，也为一部分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以技术实践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那么，在传统技艺向现代科技转型之时，妇女能否也可以在现代科技领域赢得一席之地，还是延续被技术排斥的命运？
技术对女性排斥可能是两重意义的排斥，一种是真实地被拒绝于现代科技之外，一种是被技术史“消声”，如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FrancescaBray）所说：“有关科学技术与性别的研究主题，既被科技史所忽视，也被妇女史所忽视。”①不难理解，中外科技史多由男性精英所书写，他们很“自然”地会对处边缘位置的妇女视而不见，致使她们对技术累积改进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女性蚕丝专家费达生和她的女性团队，在上世纪前半叶推动技术革新的实践，来揭示中国技术现代转型给女性带来的能动空间及限制。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长期做蚕丝业调查的日本学者池田宪司，于60年后撰文介绍了早期留学日本、后成为影响中国蚕丝业发展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对其中唯一的女性费达生尤为推崇，说“她从束缚女性的旧社会里脱颖而出，以蚕业指导员的身份培养出不少后辈，她打破了当时传统的蚕丝业行业结构，办成了许多合作社；还办成若干个新式蚕种制造场和制丝工厂……”②
池田先生的评价恰如其分，与史上女性只能无声地存在于技术领域的命运不同，费达生（～）是一个在技术、实业界都赢得口碑和权威的女性——年江苏省蚕业改进委员会聘她为“吴江蚕桑改良区”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兼任）；～年间，她曾兼任无锡玉祁、吴江震丰、平望三个制丝所的经理；～年间她是四川省丝业公司的制丝总技师；～年她又被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以四川乐山蚕丝实验区主任的重任；年2月～年2月她被中国蚕丝公司委派接管在华日资企业瑞丰，并将其改造为苏州第一丝厂并任首任厂长；年她兼任女蚕校实验代缫丝厂厂长直至年；此后她又担任过苏州工业局副局长、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等重要管理职务。③同时，她还是在蚕丝业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能够通过媒体发声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如发出以技术改进和社会组织改革结合推进乡村建设、复兴中国丝业的倡导，以及对民国政府的蚕业统制政策提出批评④。亦如池田先生所言，费达生并非孤*一人，她带出了一个女性团队，这个女性团队尽管规模不大但能起到引领、推动某一领域的技术和管理革新的作用，这在男性主导管理技术的时代无异于是一个传奇。她创造了一个女性以技术、管理者身份与现代性相勾连的传奇，而非似以往女性仅仅通过与“婚姻自由”“家庭革命”“摩登女郎”和“招贴女郎”等形象与现代性相关联。本文试图以费达生和她的女性团队在20世纪20～40年代，曾引领和推动中国桑蚕丝技术革新的实例，探讨在中国早期现代转型过程中，女性是如何通过技术和管理与现代性相联结的。
科技救国与实业救国：新女性的新选择
中国曾经幼稚的科技系统在从无到有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为一部分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在两性间的分配极不均衡。不过面对机会，还需要一批女性先行者去主动叩击科技之门。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则是女性推开这扇门的首要资本。费达生14岁考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下文简称女蚕校），年毕业后经学校推荐赴日本东京高等蚕业学校深造，年留学归国即回女蚕校服务，推动蚕丝技术改进、振兴孱弱不堪的中国蚕丝业从此成了她一生矢志不渝的事业。
作为一个小士绅家庭的唯一女儿⑤，费达生为什么选择了蚕桑这样注定艰苦的专业？她在口述史里说：“我搞养蚕是父母教育的结果。”那个时代寻找强国之路的中国人，都相信“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费达生的父亲费璞安尽管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教育，长期从事的也是教育工作，但他认为“不能只教书，也应做些实际的事情”。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的母亲杨纫兰，女权意识强烈，一贯教导女儿要“走出家庭”，“创造财富，做社会有用之人”。费达生从爱德女校毕业之后，当时女生要继续升学只有三种选择：师范、医学和蚕业。尽管学蚕桑要吃苦，但母亲说，中国一向不倡导科学，现在开始有蚕校了，“那就到蚕业学校去！”⑥费达生在父母影响下做出这一选择，决定了她以科技造福于社会的人生道路。
另一个动力来自费达生读书的女蚕校所具有的男女平权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倾向。学校的前身上海私立女子蚕业学校，是著名报人史量才⑦在年所创建的。他强烈主张女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又认为其时普通教育对女性的帮助太弱，女子如不具备一技之长，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摆脱不了被埋没于家务的命运，于是决定在蚕丝繁盛之乡开办一所女子蚕业学校⑧。可以说，女蚕校是以振兴实业报国，以女子职业教育通达女子独立为其精神起点的。女蚕校校史记载的校歌云：“……女红无害，农事无伤，实业教育此提倡”、“意法日本，继起竞争，挽回利权谁之任？”⑨这是一个从传统性别分工出发（“蚕桑”是为“女红”的延伸），以民族危机意识激励女性，以实业负起社会担当的现代逻辑。有意思的是，费达生在年接受口述访谈时，唱的是一个白话文本的校歌：“宁沪苏杭是养蚕桑的好地方，女子适合做蚕桑；英法美日蚕桑业已起来，振兴中国的蚕桑业靠女子，同学们，要努力！”⑩无法知晓，是届时年近九旬的费老产生的记忆偏差，还是当年女蚕校的女生们就是这样唱着校歌，以“振兴中国的蚕桑业靠女子”相砥砺的。
送技术下乡：技术之门向女性微启之始
2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沿袭古老传统的养蚕制丝技术，早已落后于工业革命后世界技术发展的潮流；但教授先进技术的职业教育却迟迟无法打通理论与生产应用间的通道，女子更无法凭借专业教育而跻身科技领域。原本旨在培养“新型蚕丝技术人才”、为女性提供职业机会的女蚕校，早期竟“历届毕业生学无所用”，“多数人毕业即失业”，“或竟干脆嫁人结婚，不再谋取工作”［11］。如何撞开这扇对女性紧闭的大门，成为横亘在第一代技术知识女性面前的一道难题。
1.起步于乡村的蚕业技术推广
费达生和她的女性团队成为了中国最早送技术下乡的先行者。女蚕校成立技术推广部，在当时堪称一大创造。但这个创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逼”而就的。其首创当推中国蚕桑教育家和革新家郑辟疆先生。郑辟疆是影响费达生一生的导师，也是志同道合的伴侣，费孝通称赞他是个“富于战略思想的人”［12］，当他在年接任女蚕校第三任校长时，蚕校前两届毕业生尚无一人能踏入蚕丝业界。他尖锐地指出：学校所教所学的新蚕业，“若未设法输入农村，其何能生效？”［13］因此技术要落地，先要送下乡。学校遂在年拨专款，调精兵强将成立推广部，将面向广大农村蚕农推广新技术的重任授之于该部。第一年推广部仅4个女职员，由女蚕校早期毕业生胡咏絮、费达生任正副主任。推广部第一阶段任务是推广科学育蚕和土丝改良。尽管费达生留日所学专业是制丝，但深知挽救几近穷途末路的中国丝业必须从源头做起——优选蚕种，科学养蚕，为制丝业提供优质的原材料。经过先期在吴江农村地区宣传育蚕的科学知识，推广部于年“落子”于开弦弓村，组织该村21户蚕农（其中20户为历年养蚕失败之蚕农，另加积极邀请推广部进村指导的开明绅士陈杏荪家）每家派一个女孩组成“蚕业改进社”，采用“共同催青”“稚蚕共育”［14］的合作生产模式，由推广部提供优良蚕种、教授科学育蚕之技术，使参加改进社的蚕农当年都得到了好收成，其“茧质之佳，茧量之丰为历年所未有”［15］，新种新法由此开始渐被广大蚕农所接受，推广部也在农村开始扎根。
2.创新与示范
年始费达生接任推广部主任，她以组织蚕农合作社的形式在环太湖蚕桑地区推进“土种革命”和“土丝改良”，表现出极高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成为女蚕推广部的“开路先锋”［16］。推广部的一个重要创新在于建立了以技术指导员为核心的指导所工作制，以合作组织推动蚕业改进的工作模式——根据需要“随时增设指导所，直属推广部；指导所多的区域，或设办事处，或设中心指导所”，“女蚕推广部之指导所，办到可以自立，或另成统属，则易地进行”；“初办时，先以集体组织入手，称蚕业改进社……后组织之风渐盛，依其事业性质成立各种合作社或合作联合社”。［17］由指导所派出指导员直接指导蚕农科学育蚕成效卓著，受到蚕农欢迎，因此这一形式得到快速推进。从开弦弓村开始，经过起步阶段的摸索，女蚕推广部的养蚕改进工作到20年代末已走上系统化和规模化的轨道［18］，～年，女蚕推广部在苏州浒墅关、江阴青阳桐岐镇、吴江震泽镇、武进横林江头桥等地建立起51所指导所，指导村户［19］。
小小推广部毕竟力量有限，但其所创建的指导所模式，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为地方政府和一些工业资本家所效仿。年江苏省立和各县立蚕业试验场相继开办起指导所［20］；而工业资本家也意识到，要提高生丝生产的竞争力，必须控制优质蚕茧原料的生产销售环节，故运用雄厚资本也在农村组织合作社，设立指导所。如丝业巨头薛氏集团的永泰系，仅在无锡县一地就派出了指导员一百多名，还同时新办一所养蚕合作指导员的讲习学校，招收了三百余个女生加紧训练［21］，费达生曾以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身份受聘于永泰丝厂蚕事部，为指导员训练班“亲自授课讲解”［22］。费达生和她的同伴们所创造的“共同催青”和“稚蚕共育”的合作模式，为各指导所普遍采用。
推广部根据需要在组织结构上也不断出新和调整。初期学校为给女生提供事业机会，鼓励毕业生自创经营新蚕种场。为达到推广新种目的，推广部自年始分成总务、蚕种和指导三股，“在新种业初创期间，特行各项辅导工作，随时分派技术人员赴各种场视察，使各场合理生产，蚕种质量提高”；年女蚕校试验成功了一代杂交春蚕种和秋蚕种，费达生等即迅速在各地推广，改变了农村过去只养一季春蚕的习惯。到年春，由于杂交春种和秋种成功推广，各地新办蚕种场如雨后春笋，于是推广部又增添了检种科，至此，为本校毕业生经营蚕种场提供的服务，已形成原种、储藏、检验、认证、代销等系列。年推广部又指导本校毕业生经营的大有、虎缪、浒关、友声等蚕种场共同组织产销合作社，此间，推广部起到了类似创业孵化的作用，而当各种场都有了自己的检种设备并有了较稳定的市场后，推广部才不再提供检验和介绍售种的服务［23］。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到年新蚕种在苏南地区已经完全取代了土种并传播到浙江、皖南等地。《农矿公报》在一份总结中说，江苏省蚕业推广事业之所以取得相当效果原因有二：“于浒墅关女蚕校及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推广部遍设指导所者一，因无锡各丝厂设立蚕业合作社及面授班者二。”［24］由是可知，女蚕推广部在“蚕种革命”中的传播推广作用功不可没。
3.为女性技术人员提供施展技能的新空间
指导站为女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基地，以践行女蚕校一向倡导的“勇于为农村及工厂服务”的精神［25］，女蚕校学生每到养蚕季节就停课带上行李到农村,帮助指导农民科学养蚕［26］，而机制的创新创造了新的职业岗位，为女蚕校毕业生开创了“学有所用”的新平台。除了推广部自设指导站需要，政府机构和丝业集团所办的指导所，也都形成对蚕业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如年江苏省农矿厅仅在无锡蚕桑模范试验区就建立了5个中心指导所和88个分所［27］，每一中心区需要长期正副指导员各一，各分所需派短期指导员二人［28］。再如薛氏集团自己培养蚕业指导员仍不敷派遣，也录用了一批女蚕校的毕业生，派到无锡锡南、溧阳和金坛等县任蚕桑指导员［29］。学校培养出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新型技术人才”，受到了各蚕业机构的欢迎。年“苏南地区各指导所的技术人员几乎尽数选用女蚕校的毕业生”［30］，～年的女蚕校的就业率（含升学深造）分别高达84%、80%、92%。她们大多以技术员的身份服务社会，服务于基层的技术指导也成为女性技术人才快速成长的通途。因此女蚕毕业生不仅保持很高的就业率，也有较高的升迁机会。如受聘于省农矿厅和各县蚕丝试验场、指导所等机构的女蚕校毕业生蒋师韫等三人在年已升任总事务所主任，还有8人担任了主任技术员，33人任技术员。［31］此外，推广部也通过技术支持，培养了一批制种专家。
4.叫她“费先生”：开启新的技术传授模式
蚕丝业自古是蚕桑地区农村女性主要的副业，但历来全靠经验土法养蚕，每遇蚕病，只有烧香拜菩萨，养蚕技术的传习也向由母女相传。而女性指导员们在给农村带来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收获了农民的“信仰”。在开弦弓村，几代村民对费达生都极为崇敬，人人称她“费先生”。而“先生”二字在当地农村是只有有知识有本事之人才可获得的殊荣，是权威的象征。从初进村时令人掩口而笑的“洋学生”“洋小姐”到令人尊崇的“女先生”，这些勇敢踏入现代性荒芜之地的青年女子，在那一时点成为了“科学技术”与“先进”“现代”的象征，将女性与科技第一次勾连在一起。同时，新的技术传播模式也改变了蚕桑技术代代因袭的传习方式。当蚕农们纷纷要求扩大改进社的时候，原来在家不做主的21个年轻女孩都当上了“小先生”，协助指导员指导全村的合作养蚕［32］。尽管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事和家庭手工业大多仍踯躅在经验领域，但在蚕丝指导站覆盖到的地方，专业培训代替了代代因袭，科学的权威超越了经验和资历，特别是提升了掌握技术的青年女性的话语权。
第二次跨越：进入现代工业生产领域
年女蚕校推广部从“蚕业推广部”改名为“蚕丝推广部”，意味着它的推广工作将进入第二阶段——在推动蚕业革命的同时投向制丝技术的改进。这一步跨越从农业生产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她们将突破乡与城、农业与工业、家庭手工业生产与工业大生产的边界，女性这一跨界能否成功呢？
1.做“中国缫丝业现代化变革”的推动者
20世纪的中国，在殖民全球化过程中已从丝绸出口国沦为原材料（生丝）供给国［33］，而生丝出口又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几乎要被日本挤出国际市场［34］。日本建立第一家机械缫丝厂比中国晚了4年，但由于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技术上已遥遥领先。费达生留日回国参观上海丝厂，发现当时号称最先进的丝厂竟仍然在使用年意大利造的老式大蒦缫丝车和童工打盆［35］，所生产的丝与日本丝相比，不仅质量差，而且茧耗大成本高，费达生直呼：“不革新技术中国丝就没有出路！”［36］
制丝改进不容再缓，但此间中国蚕丝制造业不仅技术落后，而且绝少改进的动力。～年间，中国制丝业曾因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顾及而有过“黄金时代”，抱着“老法新法一样挣钱”的观念，华资企业在短暂繁荣景象下只知数量扩张而不肯投资于技改；待～年进入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丝业遭遇国际需求急剧萎缩、生丝价格暴跌的巨大打击，丝厂亏蚀纷纷倒闭，而勉强能开车者，则一靠压价收茧，“对蚕农尽力剥削”；二赖加大对缫丝女工的压榨而苟延残喘，在技术上则是“墨守旧法，一无改进”。［37］谁来成为技术革新的推动者？费孝通认为，在技术极为落后的国情下，中国的技术学校或可成为“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中心”；而出于挽救中国蚕丝业的使命感而非利益驱动的女蚕校，成为推动中国缫丝业现代化的变革者［38］。
女蚕校推广部自年始，应吴江开弦弓村农民改革制丝业的要求，帮助该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蒸汽引擎为动力的农村机器缫丝合作社，校长郑辟疆和推广部主任费达生被称为该合作社的“慈母”［39］。但由于一村之厂规模过小且难以复制，此后女蚕校推广部更多把精力放在“探索一条与无锡私人丝厂联合推行制丝新技术的路子”，即发挥女蚕校的技术力量帮助旧厂搞革新［40］。推广部本着凡“明达者则设法联络之”、“凡丝厂之有需学校予以助力者，一一接受之”［41］的原则，于艰难中勉力扮演着制丝业革新推动者的角色。从推广部的工作总结中看到，从年起到年间，推广部曾“指导无锡永泰丝厂改良丝车，并协助教练制丝指导员养成班”、“指导无锡永泰、民丰两厂机械技术之改良”；指导永泰、乾甡、乾泰改进制丝技术，并受托介绍技术指导员……年“无锡瑞伦丝厂的改建设备、革新技术，委托本部全权办理……”［42］
瑞伦丝厂的改造是费达生所付心血最多也最为成功的一例。30年代中，一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企业主开始走上经营管理的前台，他们大多具有世界市场的眼光、有技术革新的意愿，如永泰系的年轻厂主薛寿萱锐意革新，但他走的是垄断发展的道路，与以复兴中国丝业为己任的女蚕校推广部志向难免相左；另一些企业有改进意向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同时有竞争者散布“费达生‘小来细’，只搞过小厂，大厂哪搞得了”［43］的言论，质疑女性能否胜任改造大中企业的重任。推广部决定将瑞伦的改造分两步走：先对旧设备进行局部改革，把大籰换小籰煮茧复摇，这样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半年后，由女蚕校和上海环球铁工厂共同设计的女蚕式立缫制丝机研制成功，无论产能还是丝的质量均大大优于老式坐缫车，厂主吴申伯才下决心把瑞伦丝厂交给学校彻底改革。年瑞伦更名为玉祁，费达生出任玉祁制丝所经理，领导企业全面改革，以引进和仿制相结合更新了全部机械设备，同时废除了封建管车（把头）制，实行科学管理制：压缩工时，提高女工福利，以“工厂学校化”的标准建立模范企业。［44］此后费达生又以玉祁为模式改造、改建了震丰丝厂和平望丝厂，作为推广部主任的费达生一身兼任三厂经理，“穿梭往来，忙得不亦乐乎”［45］。据费达生口述回忆，经她亲手改造成功的丝厂有10家，包括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蚕丝试验区，将已经和濒临倒闭的华新、凤翔两家丝厂改造成功［46］。在30年代中国蚕丝工业掀起的一小波技术和管理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如费孝通盛赞的，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改革的发动机”［47］。
2.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
费达生在制丝企业技术改进浪潮中得以大展身手，她当年在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的老师、制丝科主任福本福三在30年代访问中国时，看到费达生在丝业界有大作为，感叹道：“日本学生都没有这个机会。”［48］然而机会不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女蚕校推广部，何以能撬动既幼稚又陈旧的制丝行业的技术改革？除了始终不改的“振兴中国蚕丝业靠女子”的那口气，无论是帮助旧厂搞革新、还是通过租赁、接管倒闭企业搞革新，费达生认为推广部始终拥有领先的技术是她们的力量所在［49］。校长郑辟疆办学思想明确，女蚕要在科技发展进程中有一席之地，学校“必须保持高水平的教育级别”。换言之，教育建制必须不断走向高端，技术研发必须持续保持领先。早在20年代末，学校就决心在蚕丝科之外增设制丝科和制丝实习工厂，以培养制丝领域的“领导人才”。年学校开设了高级制丝科，费达生兼任制丝科主任［50］；年学校“经过种种困难，始得教育部批准”建立起制丝专修科，成为中国“高等制丝教育之起点”［51］。不可否认，自20世纪20年代始，日本的制丝技术已领先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所生产的生丝独霸国际市场，因此必须痛下决心，承认落后，以日为师。女蚕校鼓励毕业生继续深造，毕业留日深造的学生除了费达生还有郑蓉镜、张娴、童培真、周翊等十多人；学校还多次组织教职员工赴日考察［52］，一是保持对世界蚕丝技术前沿动态的掌握；二是通过仿制和研发，实现赶超。
作为一个女子职业学校，实际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位置相当边缘。年国民政府公布专门农业学校规程，年8月4日又颁布35号令，规定农业专门学校分为甲、乙两种，而甲乙种农校学生全招男生，女蚕校是唯一一所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只因“考虑到蚕桑丝绸生产主要是妇女从事”［53］。女蚕校办学一直经费拮据，从年度江苏省省立学校经费预算表看，在8所省立职业学校中，工业和水产类所拨经费最高，3所农校处于第二等级，而女蚕校与商业学校则为最低一级。是年女蚕校所获行政拨款元，仅及第二工业学校经费的一半［54］。
而且在民国频繁变动的学制“改革”中，女子职业学校随时面临降等的危险。如年江苏省教育会在讨论江苏省校今后五年概划时，就曾计划将女蚕校改为入学资格为小学毕业的4年期职业学校。校长郑辟疆坚决反对“让女蚕校降等为低级职业学校”，力陈即使“从男女平等的原则出发，女子职业学校的等级也应跟其他职业学校相同”。最终，女蚕校除设中级蚕丝科外还得以另设三年制高级蚕丝科（相当于今天的中职加职高——笔者注）［55］。
但除“保持高水平的教育级别”，学校须有实习基地以便在研发和实验新技术方面有所作为。在多次向教育厅申请建立实习工厂无果的情况下，学校毅然决定自行筹资建厂。年女蚕校向无锡永泰等4家企业集体贷款建起了实习工厂，制丝科成立，实习工厂同时开工，从此女蚕校一方面负起向制丝工业输送技术人才之责，另一方面实习工厂亦起到研发改进的示范基地之作用。如实习工厂在年完成多条缫丝车的试验后，就立即推广到瑞伦丝厂。尽管彼时财力雄厚的永泰集团投入巨资组织秘密团队，率先仿制成功日本其时最先进的立缫式丝车，但其垄断技术的意图为女蚕所不屑，遂决定自行研制［56］。没有研制经费由校长个人捐款元，经费达生和教师张复生反复实验，在33年也试制成功，将原来5绪、6绪的坐缫车改制成当时最先进的20绪女蚕式立缫车，并在江浙一带的丝厂推广。
闯入技术和管理体系的“男性丛林”
工业化给女性提供了一定的从事科技工作的机会，但工业之子们在初构自己的专业体系之时，是遵循性别化路线的，即使在丝绸这类被认为“适合女性”从事的行业也不例外。
1.工业技术的男性王国
在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中，无锡薛氏集团的永泰系在智力投资、培养技术人才方面堪称第一。在从年起到年的9年间，永泰先后通过招考培训了蚕桑、制种、制丝和茧务的专业性人才人。其中只招收男性的“制丝技术管理练习班”8届，专门培养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这个班学制最长达2年3个月，要求最严，学员淘汰率达到51.4%，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在永泰系各厂各道工序的生产线，少数分配在财务、物资、总管理处、申账房等；每届最优秀的学员还被送往日本深造。其中戴亚明、吴德骥、周晦石、沈协和、陈东林等一批优秀生后来都成为永泰高层管理人员和国内丝业界的著名专家。全男生班“蚕丝助理人员训练班”，学制1年，淘汰率高达66%！［57］此外只招男生的还有“车间练习班”，学制也是2年3个月——但据时任永泰丝厂总技师的邹景衡回忆，“车间练习班”有男有女，毕业后男生做管车，女生任缫丝技术指导员［58］，亦即实行管理岗和技术岗的男女分流。
除了全男生班，永泰还招收了全女生的“制丝技术指导训练班”，学制3个月，用以训练培养管理车间女工的低级女职员。另有两期学制1年的“蚕桑指导员训练班”，两届男女兼收、学制3个月的“蚕桑函授班”，还有若干学员性别不详、为期1个月的短训班［59］。
我们从永泰一例中可以看到，工业资本对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使用明显实行男女差别化策略，而技术系统对女性排斥的例子亦俯仰皆是。如由原女蚕校教员邵申培创办的大有蚕种场，初建时曾得到女蚕校的大力支持（初建资金都由女生和校友筹集），后发展升级为蚕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所育蚕种遍及江浙皖三省，“逐渐成为国内拥有专家最多之制种场”，但大有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讲习所规定只收初中毕业之男生，女生概不收录，因“女子结婚后即有家累，影响工作”［60］。
一般工商企业将女性技术人员作为低级管理人员安排，且采用间断性方式雇佣。如一些私营蚕种场聘用短期主任制种，以三个月为一个蚕期，制种工作结束即回家，并称此种方式“最适于家庭有子女之已婚女性”［61］。
概言之，工业化在科学技术引领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的同时，建构起一个高度等级化的技术王国——在生产加工系统（工业）与原材料供给（蚕事部门）、经营管理与一线生产、车间管理和一线操作工之间，形成主导—支配的等级关系，而性别则是这一等级体系的重要构成性要素。女性技术人员即使能够进入这一体系，也多分配于蚕桑技术指导、蚕茧生产管控、一线车间管理以及女工技术指导与生活管理等底层。这种性别等级的建构可以说是内生的，即使是在最开明的企业家那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不了解工业体系内存在着性别体制，我们就无法理解费达生带领下形成的女性主体的技术团队所具的颠覆性意义。
2.打破性别分层，将女性技术人才推向高地
年无锡乾甡丝厂聘请了两名女蚕校毕业生穆蕴华、王是议担任技术员，这是华资企业第一次向职业学校毕业的女生开启大门［62］。女蚕校制丝专业在升为高专之前所收学生全部是女生［63］，适逢30年代无锡地区一批年轻丝厂厂主意识到以革新求生存的重要性，不仅要革新改造技术，同时也搞管理现代化，即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科层管理体制取代传统把头制（管车），故各丝厂经理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女蚕校尽早提供制丝技术人员，以参加工厂的技术改革和担任车间管理，以致女蚕校不得不把第一届制丝专业学生的修业期从三年缩减到两年。年开学不久，就由制丝科主任费达生和教师杨志超亲自把孙辑、沈韵芬等首届学生送到工厂，她们未完成的课程，由老师住在旅馆予以补习［64］。这一年女蚕校共向丝厂输送了11个制丝科毕业生，仅乾甡一厂就聘用了8个［65］。
技术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累积性很强的活动，丰富的历练为进入企业的女性技术人员们进入更高专业层次打下良好的基础。永泰集团的薛寿萱曾招揽了一批国内顶级技术专家形成他的技术核心集团帮助永泰革新，其中不乏留日、留美的专家，如总技师邹景衡，机械工程师薛祖康［66］，蚕茧专家邹泰仁、周元勋、沈祖培、袁端肇等……在这十余人的核心集团中，女性专家有费达生、张娴和朱钰宝［67］，她们分管生产技术、女工培训和管理。除了福利专家朱钰宝，费达生和张娴［68］都是女蚕校培养出来的高级技术人才，两人都担纲过丝厂经理和厂长。一方面30年代中工业技术和管理层酝酿变革的潮流，给女性提供了进入技术管理高层的机会，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女性突破了时代加诸她们的基于性别规范的羁绊，靠自身才干和超越一般的主动精神，跻身于高层技术专家和高层管理者行列，尽管这种突破还只是少数个例，但起码使女性只能沉于技术体系底层的性别版图得以修改。
3.新的征战：进入企业管理层
费达生在日本所学的是制丝专业，但到女蚕校开办高级制丝专科时，她为学生开的主课却是“工厂管理”［69］，她是在推进缫丝企业改革的实践中，被推上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线。早在为开弦弓村设计小型制丝合作社之前，学校就多次委派她全盘设计实习丝厂的建设，而她在改造并管理大中型企业的过程中，亦积累了管理才干；她的目标，亦是培养女性掌握管理的知识。费达生回忆当年她总以这样的思想鼓励师生冲破性别身份的局限：“……我总说男女一样的，有些技术都是女同志教出来的，（做）培训也是女同志……工作时我冲在前面，女同志不怕，胆子就大，当时不分男女，大家都叫我们先生。”［70］
一方面推广部通过技术推广的平台，放手让女性参与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改造，对激励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费达生还通过女性主导的组织架构，直接为女性进入管理层制造条件。推广部本身就全部由女职员组成，而在费达生管理的实习工厂和玉祁等制丝所中，从厂长到车间管理，都是“女先生”，如杨志超担任了玉祁制丝所的工务部主任（相当于生产厂长）；孙辑被提拔为震丰厂厂长；被提拔为平望厂厂长的项志生虽然为男性，却是费达生从改制玉祁制丝所时带出来的练习生［71］，可见，女性主导掌控完整的生产经济组织，这在中国经济史上相当罕见的。
但是，30年代中的江南棉纺和制丝企业掀起的一小波以工程师和技术员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代替封建色彩浓厚的工头制的变革浪潮，既给女性提供了进入管理层的机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抗。经济史学家严学熙曾列举这一时期因管理制度改革遭遇封建势力强力抵制而引发的三起风潮：荣氏集团的申新三厂、张謇大生纱厂以及“程炳若邀请费达生在无锡乾甡丝厂的改革”，以致“只能取得部分成效”［72］。暴力恐吓似乎更对女性产生遏止作用，但费达生在乾甡改制受挫后并未气馁，而是改由以推广部贷款独立建厂和租赁企业的方式坚持改革实验，玉祁制丝所（瑞伦）就是她实现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模板。
暂作结语：未曾完结的实验
以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女性技术工作者，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性别平等为旗帜，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一生之力在技术领域做出了一番事业，部分改变了女性在技术王国绝少涉足甚至难以崭露头角的历史，在科技史上留下了女性的足迹。
纵览费达生等之所以能在男性精英主导的技术领域脱颖而出，除了中国现代转型带来对科技专才需求之机遇、蚕丝业所属的轻工业相比重化工业对女性排斥力较弱等外在因素，这些杰出女性以从现代性荒芜的农村推广现代技术作为突破性发展策略，以及她们高度的献身热情——亦如费达生所叙：“在我们这一种小小的事业中，我们几十个人能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风中奔波，而觉得乐在其中的，在我个人看来，除了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之外，是没有凭借的”［73］——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功因素。郑辟疆曾满怀深情地赞美她们“在农村中，不辞劳苦如慈母对赤子，指导了养蚕技术之改进；在制丝工厂中，他们能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技术，用感情来灌输女工，革除了执鞭管理之恶习，贡献了煮茧缫丝的新技术”，是“蚕业改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74］。
但是费达生在30～40年代的社会实践更值得肯定的，不仅仅是她创造了女性闯入技术和管理领域的传奇，而且是她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另类思考和实践。她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玉祁制丝所具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办企业的目的在于“使工业成为农业之副业，籍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而该工厂原址设于农村，雇佣附近农民做女工，价值在此；第二，“实行工厂学校化，谋多数工作人员之幸福。绝不似资本家之剥削工人”。［75］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费达生胸中所执的推进革新之格局博大，远非其他业主将西方技术和管理制度移植过来以获更大利润所能及。从微观说，她意在打造一个能造福于农民农村的“社会责任”之现代企业，办成一个“改良工人生活、技术和教育的工厂”［76］，一个对女工友善的生产空间；从宏观而言，她意在形成一个连接蚕—丝—丝织的生产链条，建立一个打通城乡分割的工业化进路以及改变女性被排斥于技术管理之外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另类现代化目标［77］。她不同寻常的探索和实践，中断于侵略者的战火，同时也因缺少能在当时有话语力量的知识界为这由女性发起的另类现代性探索发声，而显得势单力薄。但费达生对自己的目标毫不动摇，并坚信此道不孤，说：“我们也许在这一生中不能成就，但这并不是走错了路，只是我们自己能力不足。我们相信，在这条路上，会有不绝的继续者，而且要在这道路上，获到最后的成功……在这精神中，中国要在人类的历史上，再度的放着异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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