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吴镇置镇于宋景德元年（年），初名金陵镇，后因陶、吴二姓人家世居于此而改名。赖以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陶吴镇自古就是江宁县西南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和交通的中心要地，元、明、清三代均为江宁县的三大集镇之一。直至民国时期，仍为县西南重镇。作为传统农业、手工业之大宗，养蚕缫丝在江宁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拥有诸多优势的陶吴镇就更是如此。本文就陶吴镇的蚕业发展历史略作考究，以飨读者。[1]
一、源远流长的养蚕传统
陶吴镇养蚕的历史十分悠久，当地有史可稽的蚕作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元代。元代南京东、西织染局和明代神帛堂所使用的蚕丝，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便是出产自陶吴镇。此后以陶吴为首的江宁地区，蚕业持续发展，驰名全国。清光绪三年（年）五月，官府立碑，永免丝捐，并设“桑棉局”，大力鼓励发展养桑业，一时间“桑树满野，蔚然成林，农家妇女多以采桑育蚕为业”。[2]民国初年，陶吴镇一带（杭村、甘西、上穆、钟村、甘村、红星）几乎家家养蚕，户户缫丝，并开办有小型缫丝坊和丝织坊。[3]其时桑、丝、茧三种是陶吴镇的岁入大宗，蚕业就是他们的正业。即使与江浙地区相比，这里的蚕桑丝织业也算十分发达。除了浙江海宁的产丝，陶吴镇在江苏染织界可谓久负盛名，所产茧丝大多出口供销，享誉国内外。
综上可见，陶吴镇蚕业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不论在南京本地，抑或是放眼国内外，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当时较为核心的经济生产活动，蚕业对于陶吴镇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年代的陶吴镇地图
二、民国时期陶吴镇蚕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国内外局势波云诡谲，作为国都的南京，其各行各业都进入了飞速的发展。民国初年，由于南京织缎业的繁荣，加上自身深厚的历史传统，以陶吴镇为首的江宁县自然而然发展成为蚕桑重要产区，为著名的南京宁缎主要原料供给地。有数据显示，年以前，江宁县每年生丝产量高达万两，占国内外生丝市场份额的相当大一部分。[4]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后，为了巩固以陶吴镇为首的江宁蚕业与当地生丝出产的市场地位，政府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蚕业改良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主要实绩如下：
1、鼓励饲育秋蚕。尽管我国蚕作丝业传统悠久，但素来没有秋蚕养殖一说，仅在春夏两季进行饲养。春蚕尚可，而夏蚕并不尽如人意——“病害较多，茧身细小，茧层单薄，品质不佳”。年，由苏农厅牵头，开始着手推广饲育秋蚕，并派专人赴陶吴镇进行指导，所获成绩确实可圈可点——“现已五龄，蚕身健全，食欲旺盛，发育良好，眠起齐一，毫无病毒，将来结果定属圆满”。[5]
2、相关组织推动的蚕业改良活动成效显著。民国时期，为大力改良中国的本土蚕业，诞生了一些半官方性质的蚕业机构，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就是其中之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它在江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蚕业改良活动，主要有兴办制种场、改良蚕种，引进日本蚕种，与地方加强合作，改良种业，创设蚕业指导所，设立蚕业学校，培养蚕业人才，整顿私人制种场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6]
《申报》年7月14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关于招商收茧的广告
3、大力推动蚕种改良。年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在陶吴、元山合办蚕桑指导所，以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指导所共发出改良蚕种余张，结果每石茧价可高出土茧10多元，倍受农民欢迎。至当年秋，发出的改良蚕种猛增至多张，饲育又获成功，蚕种改良工作取得良好开端；年2月，江宁县自治实验县成立蚕桑改良委员会，于陶吴镇设立第三蚕桑指导所[7]，专门研究蚕种改良问题，以图从源头上改良丝织业。当年春季共发蚕种张，每张平均收茧25斤，鲜茧共计担，每担价格为27元8角，共计银元；而土种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二，茧价也仅有20元，两者相较，江宁县蚕农收入增加达9万余元。[8]
尽管政府做出了以上努力，但此时的国内外局势并不容乐观，陶吴镇蚕业繁荣的“好景”并未能长久延续下去。首当其冲的便是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的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各国纷纷采取提高关税和对外倾销的策略。一贯作为中国出口大宗的丝织业遭到了最直接的冲击，外销受滞，南京的缎业和生丝同样一蹶不振。由于世界丝价低落，市场紧缩，陶吴镇等各地“育蚕之利不厚，饲育数量锐减”。
陶吴镇公赠之匾额（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就此拉开。历来为蚕丝织品（南京平缎）重要销售市场的东三省为日寇所暴力垄断，陶吴镇等地生丝瞬间滞销，丝价陡降，蚕桑生产一落千丈。明明是蚕茧丰收的年，反而出现丝厂倒闭，蚕农破产的惨况。截至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不仅如此，江宁、溧水等县普遍毁桑种田，致使桑田数量锐减五成以上，蚕农顿时陷入绝境，“啼饥号寒，惨状毕见”。仅余的桑园也“懒锄怠耕，任其荒芜”，甚至“掘毁桑干，作薪售卖”。如此恶性循环，导致育蚕者仅及昔日的四分之一，而每年的生丝产量也仅不过数十万两。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一度试图通过改良的传统手段使陶吴镇等地蚕业重焕生机，但却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当时推行的诸多旨在“蚕丝改良”的具体手段，在实际操作和管理中逐渐扭曲、变味，反而起到了一连串适得其反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江宁县尤以为甚。如年在江浙设立的蚕丝联合统制委员会，曾大力推动以改良蚕丝为目的的“蚕丝统制”，即“从配发蚕种起，以迄于缫丝销售止，均由政府运用政治力量，实施有效之统制管理”，并禁绝土种。这一政策很快就走向了利于资本垄断、危害蚕农的反面，严重扭曲了蚕丝改良的积极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坑农恶政。[9]
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日寇加强了对南京周边地区的控制。至年底，日*再次增加江宁重要集镇派驻的兵力，在南京近郊及江宁一带形成梅花桩式的布局，封锁铁路、公路和通航河道，不断压缩新四*及地方抗日武装的活动空间，以陶吴为首的蚕农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连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得到保障，留给当地蚕户的只有无尽的动乱和高筑的债台。
三、陶吴镇蚕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内地货品输出以茶丝为大宗，丝产莫盛于江浙”。[10]以陶吴为首的江宁地区是生丝出产的重地，就是这样一个占有大量国内生丝出产市场份额的地区，在保留传统养殖、缫丝技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
1、土种盛行，蚕种日益劣化
在19世纪之前，江宁地区蚕户所用的蚕种，除了少部分自产自留自用，大多是从专门的“制种专业户”处购买而来。[11]这些所谓“价廉物美”的土制蚕种，正是陶吴镇蚕作丝业的主要弊病所在。谢醒农在赴陶吴镇指导蚕作工作时发现当地的蚕种，大概分为三种：改良种、平制种、本地种。其中改良种是19世纪末地方政府出于扶持本土蚕业等目的研制出的改良蚕种。尽管改良种所出蚕茧较之本地土种有着“形大丝多，色泽光白”的优点，但由于改良种产量有限，蚕性娇弱，以及售卖土种的商贩诸多抵制等阻碍，改良种并未在陶吴镇蚕户中流行。反倒是质量并不怎么好的平制种和本地种在陶吴镇大受欢迎。平制种和本地种，即为土种，相较于改良种，品系混杂，且普遍带有病毒，所出蚕茧亦是“茧形尖长，丝量很少，绉缩浮松，色不纯净，乏光泽，性脆弱”。但此两者相对抵抗力强，不易死亡，容易饲养，故在陶吴镇蚕户中很是流行。有统计数据显示，陶吴镇蚕户所养蚕种来源平制种约占68%，本地种约占30%，改良种仅占2%。虽然土种易于饲养，不易死亡，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如此质量的蚕种，其所获所得可想而知。
2、养殖技术落后，蚕病蔓延
尽管陶吴镇蚕作缫丝历史悠久，但各蚕户长期一成不变的养殖工序和手段，会留下大量陋习，如：没有设置专门的蚕室，饲育地点随意粗放；饲养方式大多凭经验，毫无科学可言；对蚕种的状况一无所知，给桑、除沙、分箔毫无章法，甚至对喂养的蚕所需的桑叶量等这些要紧问题“一问三不知”。如此粗放的饲育方式，难免导致病害的滋生和蔓延，如微粒子病、水僵病、不眠蚕等。[12]在当时的陶吴镇，一般蚕户面对这些蚕病往往是束手无策，甚至有的蚕户所养蚕苗，平均每条蚕就有95条患微粒子病。[13]蚕病的爆发如此严重，自然会严重影响最终收茧的成绩。据统计，一般情况一两蚕种能得茧约七八十斤，若幸得茧百斤以上便堪称大丰收，但亦常有荒年仅得茧二三十斤。尽管如此，所获蚕茧中，上等茧不过40%，中等茧约25%，下等茧约15%，同宫茧和屑茧等次品茧约20%。[14]
清代制丝流程图：摘桑（清人绘）
清代制丝流程图：喂蚕（清人绘）
清代制丝流程图：上簇（清人绘）
清代制丝流程图：缫丝（清人绘）
3、丝质恶劣，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前文提到，以陶吴镇为代表的江浙一带蚕户所用的蚕种大多是品质较差的土种，加上当地蚕农饲养方式落后，如此所缫制的蚕丝更是难堪其用。年、年，里昂丝商协会在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对华丝品质就颇有微词。[]不仅如此，国际市场对生丝的匀度要求至少在80度以上，但是土种所出蚕茧大多茧皮轻薄，根本无法缫制优等织品所必需的高级生丝。除此之外，在茧丝的长度方面，相较于同是丝品出口大国的日本，日本蚕茧丝长可达到米，而中国土种蚕丝长度仅有至米，故“其丝价甚低，且为国内外丝织厂所不愿用”。[16]
4、市场不规范，蚕农利益无保障
民国时期蚕业普遍实行市场经济模式，相关职能部门在其中所起到的引导、监管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就不免造成法度松弛、相互倾轧等现象的出现。陶吴镇蚕户在蚕种上山结茧后，若不是自行缫丝，便会挑往茧市贩卖给当地或附近专门的茧行。而当地无良茧行多肆意操控市价，开秤价和市场价涨跌不定，难以预测，前后两年茧价差别更是能达十余元之多。不仅如此，茧行还在收茧价格上对蚕农大打折扣，在交付款项时则进行抹零处理。面对这样的压榨行为，当地蚕农无可奈何。如此不规范的市场所滋养出的无良茧行，对蚕农利益的肆意侵犯，无形中更是严重伤害了陶吴蚕户的生产积极性。本就相对落后、不甚发达的生产方式更加无力改进，如此恶性循环，只能每况愈下了。
四、结语
民国时期陶吴镇的蚕业，颓靡过，中兴过，尝试过，最终败给现实。战火不断，经济崩溃，丝价骤跌，市场紧缩，陶吴蚕户苦不堪言，求索无门。尽管此前蚕桑改良会、指导所，针对陶吴镇蚕户从蚕种到饲育方式开展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良活动，但终因成本过高，药不对症，本就焦头烂额的蚕户，渐渐也不愿意“按章做事”，改良一法终以失败收场。而土种蚕茧无论是国内抑或国外市场，都是不受欢迎，毫无竞争力的。如此进退两难的局面，使得陶吴镇蚕户渐渐减少，本地蚕桑事业再也无力回天，曾经的辉煌已成故事。至解放前夕，陶吴镇桑园基本毁光，早已不复往日盛景。[17]
原文刊于《江宁春秋》第18辑，南京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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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重点参考了谢醒农在《农声旬刊》年第82期与第83期发表的《江苏陶吴镇的蚕业》。以下引用此该文资料不另注。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王志高总纂）：《江宁历史文化大观》，第页，南京出版社，8年，。
[3]《陶吴镇志》编纂领导小组：《陶吴镇志》，第页，南京出版社，年。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王志高总纂）：《江宁历史文化大观》，第页。
[5]《苏农厅指导饲育秋蚕：江宁陶吴镇饲育经过良佳》，《中央日报》年9月29日第1版。
[6]胡茂胜、曹幸穗：《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江浙地区的蚕业改良（－）》，《中国农史》年第2期。
[7]《陶吴镇志》编纂领导小组：《陶吴镇志》，第页。
[8]王科：《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经济复兴——以江宁实验县的农林蚕桑业改良为中心》，《科教导刊》年第35期。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王志高总纂）：《江宁历史文化大观》，第页。
[10]陈郁：《江浙蚕业概况序》，《农矿公报》年第26期。
[11]胡茂胜、曹幸穗：《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江浙地区的蚕业改良（－）》，《中国农史》年第2期。
[12]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第59-6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年。
[13]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嫘祖传人——镇江蚕桑丝绸史料专辑》，第93页，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年。
[14]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第页，南开大学出版社，5年。
[15]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第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年。
[16]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浙江省建设厅二十二年改良蚕桑事业汇报》，第83-84页，年。
[17]《陶吴镇志》编纂领导小组：《陶吴镇志》，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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