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秦公润卿的一生
秦亢宗
秦润卿（-）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确立了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现今，这座活力四射的国际大都市，正在加紧进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的建设。当我们打开近代上海金融业这扇历史窗户时，将出现一位曾经引领上海钱业创造一代辉煌，业绩卓著的杰出人物——秦润卿先生。他就是已经离开我七十余年的祖父。
回顾祖父的一生，他从一个在钱庄做学徒的慈城少年，经过奋力进取，而成为上海钱业领袖。他在钱庄业务上不断开拓、革新，力挽多次金融风潮，将一生贡献给中国的金融事业。他积极参加反帝、抗日的爱国运动，显示其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他自奉节俭，乐善好施，十分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被誉为身兼教育家和慈善家的商界楷模。
从钱庄学徒到钱业领袖
祖父秦润卿，名祖泽，晚年号抹云老人。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县（现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藕田墩。由于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只有读了八年私垫。年仅15岁的他，在年离开家乡赴上海，经表叔林韶斋保荐进入协源钱庄学业，从此在上海钱庄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祖父进钱庄当学徒的头三年，干的是打扫清洁、同业收票、跑钱庄洋行和单据入库等杂事。他在《抹云楼家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学徒生活：“贫家儿初见钱庄，规模宏大，惊喜万分。其中伙友多富子弟，衣服华丽，举止阔绰，而余则寒素布衣，相形未免见绌。但余心知足，不敢非分妄想，终日服务。行有余力，晨则习字，晚则学算，不销怠忽。……凡有辛苦职务余皆乐承其乏。”其言词虽简，但少年时代的他，为人敦厚谦恭，对工作尽心尽职和勤勉苦学的作风已跃然纸上。
祖父三年学业期满后，颇受东家程觐岳和经理沈文灿赏识，并加以培植，在协源钱庄相继担任账房（会计）和信房（文书）。在他21岁时，升任钱庄跑街（信贷），仍兼信房，工作夜以继日，足有两年未曾告假回乡。由于祖父洁身自好，不沾烟酒，从不向人索取不义之财。他所经手贷款支持的企业，没有出现一家“倒账”或“滥账”的，深得同行的称赞。
年祖父擢升为豫源钱庄经理，后出任改名为福源钱庄的总经理，同时兼任福康和顺康钱庄监理。在此期间，他业绩卓著，胆识和才干出类拔萃，以“稳健、能干”闻名于上海钱业界。自年开始，他进入银行工作，曾先后负责经营上海豫源储蓄银行和棉业银行，但时间不长。年在王伯元等人的热诚邀请下，祖父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在银行经营业务上注重开拓创新，不久即发行钞票，由于发行货币的准备充足，信用良好，即使尔后抗日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该行的钞票依然可在各地兑现。年由他主持建造高达八层的中国垦业银行大厦，在上海北京路上落成。银行乔迁之日，沪上社会名流和工商界领袖人物，如虞洽卿、陈光甫、宋汉章和潘公展等都前来道贺。
上海总商会全体照
秦润卿自年起担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年当选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此后连任七届会长（总董、主席），长达15年之久。此外，曾兼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四明银行常务董事、嘉丰纺织厂和大有余榨油厂董事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年当选为全国钱商同业公会联台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年出任上海市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秦润卿作为上海钱业领袖约有半个世纪之久，是一位对近代上海金融事业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开拓革新创钱业辉煌
秦润卿担任钱业公会会长期间，积极改革钱业旧规，促进同业发展。他改革传统的钱庄记账制度，提出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借鉴新式银行之长，大力开展非信贷金融服务，如设立保管库、代客户管理房地产业等，以增加钱庄营业收入。他注重树立钱庄形象。为了改革传统上海钱庄不讲究外部形象的旧习，年他在上海宁波路建造了高四层的福源钱庄营业大楼，又增设保管库和信托部等，使该钱庄当年的存款激增，跃居同业之首。
秦润卿亲自领导制定了《钱业公会章程》和上海钱业史上第一个《钱业营业章程》。这些章程规范了钱业经营行为，矫正了钱庄间不正当竞争，增强了钱庄界的协调和合作，并发挥了行业自律的作用。
钱业同人合影
年，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钱业公会创办了《钱业月报》。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缘起》一文，并经常亲自撰写文章，曾在《钱业月报》上发表十余篇论著。他借此刊物宣传钱业公会的主张，扩大公会影响，向钱业同仁灌输新观念、新知识，推动钱业改革。年《钱业月报》因抗战停刊，年复刊，至年共出版20卷，是民国时期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刊物。
秦润卿为了整合钱业市场，合并了上海钱业南北市场，主持了钱业公会的四层新楼所的建造。在年会所建成后，底层用于南北两市合并整合后的钱业市场。他十分重视同业之间的团结，将景观优美的豫园中“内园”作为上海钱业公所活动之地，并在此举行年会。此外，为了应对金融风险，谋同业之发展，他建立了现金公库与联合准备库等，使上海整个钱业的业务纳入正轨。
秦润卿作为民国时期的钱业领袖，为了维护钱业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多次排除风险，力挽金融风潮。年英商麦边等人谎称已在南洋开设橡胶园，在沪发行“橡皮股票”，诱人买卖，该股票一时飞涨后，麦边等人挟持所骗的巨款潜逃。于是橡皮股票等同废纸，上海正元等十七家钱庄先后倒闭，发生了金融风潮。当时他担任豫源钱庄经理不久，但很有防范意识，不仅与同仁稳住了豫源钱庄，还用资金帮助他人。
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年辛亥革命后，清室及旗人为了外逃，将存款大量流人外商银行，引起山西票号大批倒闭，上海钱庄一度无法开市。在此紧急关口，秦润卿会同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虞洽卿奔走调停，方才扭转局面。但上海钱业元气大伤，开业的钱庄仅福源等26家。
年，外商在上海开设信托公司和证券物品交易所，半年内获利达50余万元，接着华商的证券等交易所相继开市，各类股票价格飞涨，投机之风席卷上海，发生了“信交风潮”。秦润卿为维护同业利益，联络金融界有识之士，相约停止向企业界放款，投机者借贷无门，“信交风潮”落幕。事后他曾说：“这次信交风潮幸亏当时钱业主持者老成自重，得免于牵累。”
年直皖两系*阀之间爆发“江浙战争”，上海金融界呈现混乱，市民纷纷收藏现银，钱庄银行库底锐减。这时秦润卿与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通力合作，安然度过危机。到了年，上海又发生了“房地产风潮”，国民*政府两年来发行的金融公债又延期付息，金融业发生恐慌。为维持金融稳定，他以钱业公会会长身份向中央银行借贷万元，但尚缺一半，他毅然决定由上海钱业准备库拨借，终于又一次度过危机。
支持民族工业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由于祖父亲身感受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以及日寇在沪甬各地的肆虐行为，促使他萌生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他一生不仅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而且亲自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
祖父一贯主张不依赖洋人的“外滩银行”，曾在钱业公会的一次讲话中说：“外商银行犹如笑面虎，一旦入其彀中就难脱身。”他领导的福源钱庄，在至年期间，从未向外商银行借款和存款。相反，对民族工业给以大力支持，并以棉纺业为放款重点，如在年对鸿章纱厂放款高达余万元。其他获得他领导的银钱业支持的民族企业有：华丰纱厂、华成烟厂、五和织造厂、江南造纸厂、大中华橡胶厂等几十家。有人评说：“秦润卿以如此巨款支持民族工业，不仅在钱业中少见，而对资金困难的民族资本家，无异是雪中送炭。”
祖父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商人亦可以救国”。他身体力行，投身于历次反帝爱国斗争。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支持钱业界于6月4日起罢市一周。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率领各钱庄于6月3日停业以示抗议，并且以金融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总商会组织的“上海五卅事件委员会”，与虞洽卿、宋汉章等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惩处巡警、赔偿损失的要求。“五卅”惨案以后，他又参与争取上海租界华董名额的斗争。年7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推选华董3人，秦润卿为华董之一。
年“九一八”事变后，祖父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断然与日本厂商绝交，对经销日货的工商行业也不与之往来。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组织上海钱业界捐募衣物钱币，支持十九路*抗战。年7月日寇入侵华北，抗战全面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难民救助活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设立救国捐筹募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年日*侵占上海租界后，祖父蓄须明志，以年迈体弱为由，坚决不受汪伪政府的聘任，辞去本兼各职，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年抗战胜利后，钱庄业的复兴势头为时不长。年，南京政府发行“美金短期券”，强制银钱业认购，他领导的福源钱庄，被追认购5万美元。年，当局又强迫民间拿出*金、美钞换取“金圆券”，规定法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同时宣布凡是私人、企业持有的外币、*金、银元和外币证券，一律交售给政府当局。为此，他领导的福源钱庄被迫交出*金多两，不到一年，蒋家王朝覆灭，金圆券几成废纸。
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南京政府通过俞鸿钧等人多次劝祖父去台湾，但他毫不动心。同乡挚友陈布雷的自杀，给他带来莫大的刺激，金圆券的发行，大伤了银钱业元气，使他对国民*政府十分厌恶。年初，爱国民主人士盛丕华来访时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会共产，我决不会带福源的资金去台湾。”
节俭自律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
祖父一生自奉节俭，由于深感出身贫寒和自幼失学之苦，对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特别热心和慷慨。
年，祖父为家乡贫苦子弟造福，与旅沪同乡李寿山等集资在慈溪创办普迪小学。此校名乃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他还亲立“勤、俭、公、忠”四字为校训。该校专供贫苦儿童入学，学杂费全免，赠送笔墨文具，教师待遇从丰。不久学校声誉鹊起，十年后学生激增，校舍不敷，又在县考棚旧址外另建普迪二校，两校学生总共近人。他聘请鄞县名秀才谢缄三任校长，教师中多饱学之士，有柔石、巴人等。此外，还设立“抹云教育基金委员会”，对品学兼优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上中学和大学。对不升学者，有的介绍到上海工商企业单位谋职。在日寇侵占慈城期间，普迪小学校舍连遭炮火毁损。时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祖父，向董事会提出预支他的养老金的请求，以供修复普迪校舍的急用。银行董事会深为感动，通过了决议，答应提前支付他的养老抚恤款，使普迪校舍及时修复，学生能早日返校上课。
祖父长期筹资兴办普迪小学，直至年由人民政府接办，前后近半个世纪，为国家和家乡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祖父曾称普迪小学“乃我生平心血之结晶”。著名台湾实业家应昌期曾对祖父举办普迪小学倍加称赞，认为“这在当时国内可是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翻身的事。”有人认为，普迪小学是秦润卿早在近百年前在慈城创办的一项重要“希望工程”。年，秦氏后裔提出恢复“普迪”校名。经当地政府同意，曾将原慈城镇第四小学重新改名普迪小学，但在年该校并入慈城中心小学。年为纪念秦润卿先生诞辰周年，宁波江北区政府和秦氏家族在慈城中心小学举行纪念活动，并在校内建造“抹云亭”，安置秦润卿铜像，以表示对“抹云老人”的纪念。
年，祖父和邑绅杨省斋、杨逊斋共同创议筹办慈溪初级中学，聘请宁波著名教育家陈谦夫任校长。年在他和旅沪同乡共同捐银资助下，在原慈湖书院附近扩建校舍，两年后即建成设施齐全的新校舍。但不久日寇人侵浙东，敌机肆虐狂轰滥炸，将校舍全部炸毁，学校被迫迁至乡间办学。抗战胜利后，年祖父在上海邀集旅沪同乡名流，为重建校舍募捐集资，使学校不久就按战前原样重建了教学楼。在校舍竣工后，他应胡绳系校长邀请，亲笔题写“山抹微云”的匾额。后来该校改名慈湖中学，并迅速发展成为浙东一所著名中学。
除了在家乡捐资办学外，祖父为培养钱业界子弟，于年在上海钱业会馆内创办了修能学社，设文史、政法、外语和商事等科，先后聘名流学者冯君木、陈布雷为社长，钱太希、冯定、沙孟海、王个蒋、杨历樵等为教员。三年后，该社改为钱业公学，经费主要由钱业公会承担，供钱业界子弟入学。不久又扩建为上海钱业中小学，祖父担任校董会董事长，一切办学措施，都亲自过问，学生曾达名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年该校改名为新中中学。
对于宁波著名的效实中学，祖父曾应陈布雷之邀，担任校董，在经费上时有捐助。年陈布雷去世后，他出任第四任校董会主席，因该校是私立中学，在年前后，学校的日常经费常让他费神，曾多次尽力帮助学校克服困难。效实中学至今还保存着年他给陈叔谅等人的亲笔信，其中写道：“关于校方本学期短少经费约一千六百万元一事决议除其中六百万元托由贞柯君专函宁波设法筹措外，其余一千万元由到会校董设法筹募之。”他竭力维持效实中学，直至后来由政府接办。
年宁波效实中学被日寇炸毁，部分师生来上海避难，他与旅沪同乡出资开办效实上海分校。年日*占领租界，祖父与校董盛丕华、篑延芳等继续办学，校名改为储能中学，聘靖乌崖琴为首任校长。年后，进步文化人士段力佩和冯宾符相继任校长和教务主任。冯宾符是斯诺记述红*长征的名著《西行漫记》的译者之一。该校还聘请著名文化人士周建人、王元化、楼适夷等学者来校任教，叶圣陶曾为储能中学校歌作词。抗战胜利后，段力佩任校长，积极发展爱国学生运动，该校逐步成为上海学校中的“红色堡垒”。年国民*上海市教育局先是勒令储能中学停办，尔后又要撤销段力佩校长职务。对此，祖父曾据理力争，明确表示：“段力佩是规矩人。”“我认为储能中学还是要办的，还是段力佩主持!”这样，储能中学坚持办学，直到上海解放，后因校舍太简陋才停办。年，上海市政府特批另择新校址恢复储能中学，老校友仍怀念学校的创办人秦润卿先生。
为了支持教育文化事业，祖父在抗日战争前积极参加筹款在宁波成立四明大学，后来还担任由宁波帮创办的上海光华大学校董，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位育中学等校的校董，以及万叶书店和新闻报馆董事等职。
祖父一生无其他嗜好，但嗜书成癖。曾祖母颜氏去世后，他在慈城旧宅建起二层的花园西式楼房，以悼念慈母，并作为日后自己年老养息之所。抗战前夕，他曾自筹款拟在慈湖中学内建造一幢图书馆，冠名“抹云楼”。遗憾的是，抗战时期日寇的战火，将巳购的建楼材料损毁殆尽。日寇投降后，他毅然决定将上述自建的楼房私宅捐献作公，辟为“抹云楼图书馆”。他出资陆续购置中外书籍，并组织图书保管委员会，将收集的藏书四万余册向社会开放。年祖父将该图书馆的房产和全部书籍图册、碑帖字画，委托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捐赠给人民政府，并表示：“润卿积年心愿偿于一旦，快感奚似。”
祖父在家乡被称为“邑中善人”，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年慕名而来采访的《慈溪日报》记者衣人，曾向他提问：“你抱的是什么人生观?”答日：“不置私产，营利所得尽数用于桑梓慈善事业，做到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又问：“慈溪哪些慈善事业是你主办的?”他爽朗地说：“主办和协办难说清楚，因为我们所办的都是集体性质的事业，慈溪每一个慈善团体差不多我都参加，同时也兼了许多董事长。医院为钱吟苇等先生创办，我是事后参加，多尽点力而已。”
辛亥革命前后，慈城瘟疫流行，民众死者无数。医院创办于年，以“保我黎民”为己任，由旅沪同乡任士刚和祖父等组成董事会提供经费，是服务于乡人的公益事业。医院极大地改善了慈溪的医疗卫生条件，而且具有慈善性质，收费低廉，对贫病者还免收医药费。祖父积极参与该院事务，先后委任陈谦夫、宓石安为院长。抗战爆发以后，医院处境艰难，经费主要由他负责筹款，为落实经费，忧心不已。后来，他主持该院在上海的董事会，医院生存。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先医院、医院，年才恢复原名。年医院获得应昌期先生捐资扩建，成医院。
祖父还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