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战争与中伊关系 [复制链接]

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3期

摘要：两伊战争是中伊关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两伊战争对伊朗而言是惨痛的经历,对中国而言是恢复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契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初期实行非理性的外交使之陷入国际孤立,其后由于战争的艰苦环境迫使伊朗改变对外*策,尝试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独立自主的外交*策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尤其重视与战略上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伊朗的关系。该时期中伊两国关系从一开始的冷淡甚至敌对逐渐走向深化合作,其原因除了两国文明的共同性及历史传统之外,还在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与互相需求:伊朗在国际孤立的困境迫使其需要外国的支持,在联合国上为其说话,战争环境下对进口武器弹药的需求,冷战格局下对抗美苏霸权的考量;中国认为伊朗地缘*治对本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拥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可以满足伊朗需求,中国平等互利的交往原则更合伊朗心意。

关键词：中伊关系;两伊战争;利益依存;

作者简介：詹良材(-),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东史研究。;冀开运(-),男,陕西洛南人,教授,世界史博士,主要从事中东史研究

伊朗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双方在历史上有许多密切友好交往,但由于国际形势和双方*治发展的影响,新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些艰难和曲折。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战略,与原本的敌人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同年伊朗则发生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共和国,伊朗的*治社会从高度西化转向宗教化、革命化,并且同原本亲密的盟友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走向敌对,可以说“中伊两国的内*、外交几乎是逆向而行”[1](P25),这无疑会影响中伊两国的关系。

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一场深受广大伊朗穆斯林欢迎的革命[2](P34),然而这一新生*权并非如同热情高涨的伊朗人民所期待的那么有作为,无论是在内*抑或外交上均陷于一种困难的境况。

从国内方面看,伊朗国王时期推行的“大跃进”*策使得伊朗的经济积累了许多的弊端,战争前大约两年左右,由于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国内罢工和骚乱不断,伊朗的经济一直处于混乱当中,到年底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年12月石油出口完全停止。年3月,在新的革命*权统治下,石油出口得以恢复,但与革命前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年4-6月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每天万桶和每天万桶,与之相比年全年和年前9个月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每天万桶和每天万桶。石油产量和出口的急速下降减少了国家收入,从年的亿美元和年的亿美元下降到了年的亿美元。[2](P10-11)

新*权接手后,确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减少伊朗的*费开支和武器进口;扩大农业生产,使伊朗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提高伊朗的非石油产品出口,实现出口的多样化;减少进口,特别是消费品进口,最终减少伊朗对西方的依赖。[2](P14)新*权十分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然而由于年9月22日伊拉克的入侵,打破了伊朗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整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经济损失达到了亿美元。[2](P)

从外交方面看,国内的经济困难并没有削弱宗教领袖推行自己理想抱负的强烈愿望。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权决定了其“输出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策。“输出革命”类似于历史上在穆罕默德和正统哈里发时期伊斯兰教的扩张和征服,他们将整个世界分为伊斯兰领土和待征战之地。伊朗的新宪法明确宣布了*治家应有的伊斯兰理性,即积极进取的外交*策就是统一伊斯兰世界。伊朗的广播“伊斯兰之声”就号召海湾内外的穆斯林行动起来反对他们的*府,这一外交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恐慌。沙特和科威特等君主国原本惧怕世俗的伊拉克*府,然而伊朗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却迫使这些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国宁愿支持伊拉克对付伊朗,对他们而言伊朗在两伊战争中的胜利要比伊拉克*权的继续存在更糟糕[3]。“输出革命”这一对外策略使得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其邻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海湾各国组建了针对伊朗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并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财*支持。

此外,伊朗地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新生的伊斯兰*权必须就阵营归属做出一个选择,然而,伊朗的革命领袖坚持自己的宗教信念,“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他们认为西方的*治文化是腐朽的、反伊斯兰的,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决心肃清美国在*治、经济、文化上的一切影响,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而苏联的无神论也会让伊朗人民偏离真主的方向,因而无神论的苏联也是伊朗的敌人。可以说,伊朗的这一外交*策是将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之上,伊朗人民是手段,伊斯兰是目的,伊朗人民应该为伊斯兰事业做出牺牲。伊朗的这一非理性的外交*策将其在国际上置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况。

同伊朗一样,新中国起初也是一个革命性*权,不满当前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自己的宗旨出发寻求以一个完全公平的秩序代替之。然而,到了年,曾经使中国革命充满动力的热情和乌托邦幻想已经燃烧殆尽,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束阶级斗争,聚焦于经济发展这一实际问题,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和价值观仍然存在,但如今革命的追求已经转变为发展经济。

在外交上,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大幅度调整了外交*策,逐步确立了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策。[4](P9)这种注重实在利益的做法使得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在-年间,中国的GDP从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3.43万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长高出世界均速6个百分点,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1.8%上升至5.5%,世界排名从第15位提高至第4位。[5]

可以说,到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革命阶段。正如伊朗伊斯兰*权开始改变伊朗的社会面貌,中国已经开始使中国社会去革命化。

对伊斯兰精神的推崇和对输出革命的热衷,致使伊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经济发展也遭遇重重困难。两伊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多数国家同情伊拉克,伊朗倍感无援。然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率先承认伊朗新*权并对战争保持中立的国家。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为了避免干涉内*之嫌,中国没有公开支持或者反对革命。中国的媒体在提及伊斯兰革命时引用的是伊朗的新闻报道。[6]不久,中国*府就承认了伊朗新*府,华国锋主席向伊朗新*府发出贺电,希望继续保持两国的传统友谊。但德黑兰方面并未回应。年4月21日,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拜见了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双方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7](P22)但在这之后,中国和伊朗之间有9个月没有任何公开交流。同年7月,华国锋主席通过巴基斯坦就他前一年出访伊朗之事向霍梅尼解释。霍梅尼表示原谅,“我们国家愿意与伊斯兰和非伊斯兰国家友好相处……我们伊朗人民和国家将原谅他。”[8](P64)除了霍梅尼这一公开声明外,中伊之间无任何进一步的交流。年11月爆发了伊朗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联合国安理会在年7月投票谴责伊朗,中国弃权。年1月31日叶剑英委员长电贺巴尼萨德尔就任伊朗第一任总统。年8月28日华国锋电贺拉贾伊就任伊朗总理。中国认为伊朗“共和制的诞生和君主制的终结是伊朗人民*治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伊朗人民反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的结果”。[7](P22)

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中国采取严格中立和积极劝和的立场。年9月25日,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对两伊战争表示严重关切,同时希望这两个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互相之间的争端,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1](P25)年1月30日,中国放弃了在美国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伊朗草案的投票表决。年伊朗国内*局动荡,巴尼萨德尔总统被免职,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就任伊朗第二任总统,中国置身于伊朗内*之外,坚持不干涉他国内*的原则。中国表示尊重伊朗人民的*治选择,理解伊朗的国情和民族心理。[7](P25)

中国如此做有自己的考虑。巴列维王朝时期,对苏联扩张威胁的担忧促使中国努力恢复与伊朗的关系,并且这一担忧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在中国南部地区急剧扩张。这与美国的*事退缩有关,美国在年越南战争失利后*事实力大幅下降。美国总统卡特在年反对伊朗国王动用武力粉碎反动派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充分表明了美国遏制*策的萎缩。伊朗国王*权的倒台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国认为,如果没了美国的牵制,苏联将扩张并占据越南至波斯湾之间的广阔地区,将会从北面和南面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要阻止这一威胁,中国必须重视伊朗的作用。地缘利益使中国需要与伊朗新*府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一般。

尽管如此,伊朗新*权对中国的善意姿态表现得相当冷淡甚至是敌对。两国的贸易总额从年的1.18亿美元降到年的万美元。[7](P22)伊朗公众也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权的朋友,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8]

究其原因,可以从中伊双方的角度进行分析/p>1.伊朗方面。

(1)年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就如同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般。在年后,蒋介石*府正试图镇压不断强大的革命力量,而美国给予蒋介石*府相当大的支持。美国的这一举措使得新中国的领导人对其充满憎恨和不信任。同样的,年—年中国与巴列维王朝的亲密友好关系,特别是在伊朗革命前几年中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支持,①使得伊朗革命*府对中国充满怨恨和不信任。中国从来都不是伊朗革命的主要敌人,伊朗革命*府将美国列为“大撒旦”,苏联为“小撒旦”。然而,在伊朗革命领袖中,尤其是最高领袖霍梅尼,对中国极其不信任。霍梅尼在年底革命运动在德黑兰达到高潮时表达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在10月的一次演讲中,霍梅尼警告到:“我们的青年必须知道,中国和俄国如同美国和英国一样,吸食我们人民的血液。”[9](P59)两周后,霍梅尼说道:“美国、英国、俄国、中国和其他支持腐朽的伊朗国王*权的国家,他们的对外*策摧毁了我们的经济,使我们的*队依赖于他们,并且污染了我们的文化。”[9](P59)

(2)中国共产*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信仰和伊朗革命领袖的狂热伊斯兰信仰同样存在着分歧。霍梅尼制定外交*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关于中国是否包括在“东方”行列中,在伊朗革命*府中存在一些辩论,但似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伊朗的革命领袖认为中国包括在“东方”行列中。例如,在年初,当英国报纸报道中国向伊拉克销售T-69坦克,德黑兰时报认为这证明了中国的邪恶本质。“中国像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其他超级大国一样支援萨达姆,这证明了伊朗革命的纯洁性,是他们共同敌对伊斯兰的证明,也预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完全破产。”[9](P59)

(3)年9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一直通过决议,要求两伊双方立即停止进一步动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①。中国投了赞成票。然而,这却激怒了霍梅尼,更加证实了霍梅尼对中国的消极看法。伊朗新*府认为,安理会将伊朗与伊拉克放在同样的道德标准上,没有区分侵略者与受害者、武装入侵和*事自卫。安理会缺乏正义,其决议更是反应了大国的私心。伊朗认为罪魁祸首是美国,煽动伊拉克入侵伊朗,而如今又颁布决议来掩盖萨达姆的侵略行径,中国则跟随其他大国在两伊战争上的决议,拒绝帮忙区分入侵者与受害者。

(4)中美两国在-年间的密切联系对中伊两国的关系造成了不小障碍。中美两国反苏战略合作关系在70年代不断深化,在年达到了顶峰,该年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邓小平访问了美国。之后中国对苏联对外*策的批评就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中美反苏协作甚至直接涉及到了伊朗,当时中国同意为美国情报机构在新疆提供监听站,代替曾经在伊朗设立后来被伊朗新*府关闭的监听站,以监控苏联中亚地区的火箭发射。这对于许多伊朗新*府领导人来说,中国明显和美国形成了联盟关系。而中国与美国的联盟正是苏联向伊朗新*府所宣传的,意图分离中伊关系。

(1)与伊朗新*府友好关系的恢复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伊朗新*府逐渐将中国视为友好强国这一事实促进了北京努力修复与伊朗的合作关系。然而,与伊朗新*府的友好进而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这与邓小平在年确立的外交*策背道而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些伟大目标需要美国的市场、技术和高等教育——所有这些需要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努力持友好态度。中国要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需要维持中美的友好关系。除非是美国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对大陆的统治,中国将不必与美国对抗。邓小平总结道,中国在该阶段的利益在于实现现代化,其外交*策需要服务于这一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客观上使得中国不能在中东和波斯湾与美国持敌对态势。可以说,中国发展的必要性限制了中国与伊朗新*府友好关系的恢复。

(2)与伊朗新*府的友好关系同样违背了邓小平旨在去除中国在国际上的革命者形象的努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扮演了一个全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赞助者。邓小平认为这一举措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开始系统地去除中国在国际上的革命者形象,因而对在西南亚、南亚和非洲的革命运动支持减少了。然而,霍梅尼哲学理论相当激进。霍梅尼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国籍差异,认为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伊斯兰的真正信念是通往自由、正义和公平,伊朗人民应该代表安拉去帮助被压迫者的斗争。霍梅尼号召推翻埃及、沙特和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各国虚伪的穆斯林*府,建立起像伊朗一样的真正纯洁的伊斯兰*府,共建伊斯兰世界共同体。

伊朗新*府对世界事务的革命性方法正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所试图摆脱的。中国*府明白与伊朗新*府公然的亲密关系不利于实现中国国际形象正常化。然而,伊朗强大的国家实力却摆在眼前,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努力维持与伊朗新*府的友好,但避免与其公开的亲密关系。

由于战争期间伊朗的艰难处境,中国方面一直严守中立、积极劝和,对伊朗表现出善意,而伊朗也逐渐认识到中伊两国之间有着可以建立起友好关系的基础——反对帝国主义和不结盟*策,中伊两国的关系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面对伊朗新*权的误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敌意,中国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努力,对于中国如此的举动,伊朗方面也逐渐主动和中国进行沟通联系。年2月14日,中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乌兰夫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理特别代表、议员阿亚图拉赛义德·穆罕默德·哈马内伊。哈马内伊介绍了伊朗的内外*策和两伊战争的立场。他说,伊朗把中国看做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双方在国际事务上有许多相同点和共同利益。希望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7](P25)这次会谈标志着中伊关系走出低谷,开始升温。

伊朗恢复*治稳定后,中伊关系开始迅速发展,在*治经济各个领域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加深。年9月12日,伊朗外长韦拉亚提访问中国,表示伊朗的对外*策是不谋求霸权,不接受霸权,支持不结盟运动,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韦拉亚提,表示欣赏伊朗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策,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7](P26)年2月28日,伊朗*府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由李鹏副总理接见。年11月,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受到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总理穆萨维和总统哈梅内伊的接见,11月27日,中伊双方外长联合发表新闻公报,双方表示希望在保持一致的对外*策的同时,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7](P27)这标志着中伊两国冰释前嫌。

中伊两国*治急剧升温的主要原因,除了中伊两国外交*策的相似性和友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外,更主要的是两国之间利益的依存性。中国需要保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对抗苏联,而伊朗则需要中国在两伊战争中的支持。年2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张劲夫率领中国*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伊朗,受到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接见,双方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联合委员会。[7](P28)年6月,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访问中国,双方就伊朗核能源项目达成协议,开启了两国高层交往新局面。年6月,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再次访问中国。年7月3日,美国击落伊朗客机,中国谴责了美国的行径。[7](P29)年7月18日,伊朗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号决议,中国表示欢迎。同年8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访问伊朗,表示中方愿意支持伊朗战后重建。年5月,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邀请中国为伊朗经济恢复进行更多合作,这是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国家元首首次访华。

在经济方面,年以后中国对伊朗的进口额持续增加。贸易额从年的万美元上升至年的1.79亿美元,增加了1.11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中伊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16.27亿美元,而在70年代这一数值仅为6.27亿美元。[7](P29-30)这表明,虽然两伊战争旷日持久,但中伊两国的经济关系却持续发展。

在80年代,*火贸易是中伊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非官方消息称,20世纪80年代,伊朗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由于伊朗*队缺乏高技术人才,中国的武器廉价且操作简单,维修保养也相对容易,因而对伊朗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年,伊朗购买中国武器价值达到38亿美元,中国成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最大的单一武器供应国[10](P54)。年中国和北朝鲜的武器占伊朗总武器进口的40%,[9](P72)而这一数值到年达70%。[9](P72)中伊两国的*火贸易符合双方的利益。从伊朗方面看,维护主权和新生*权的需要迫其他尽一切可能寻求*火供应,“伊朗门事件”就是一个典例。从中国方面看,以*火援助伊朗,反对霸权主义的威胁,维护了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此外也促进了中国*火工业的繁荣,为中国外贸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爆炸性增长提供了初始动力。

中伊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p>1.伊朗方面。

尽管中伊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文明的共同性让两国走到了一起。伊朗方面,由于同伊拉克的战争使伊朗处于困境之中,战时经济崩溃,外交孤立。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伊朗革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伊朗和中国的互动开始后,至少一些伊朗领导人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伊朗,提供弹药维持战争,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帮助伊朗的核项目,并代表伊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一些好话。而且中国是一个非西方文明,同伊朗一样沿着非西方路线发展,憎恨西方当前的全球主导、干涉和妄自尊大的态度。

起初,伊朗的革命领导人并不了解中国。例如,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拥有两千万穆斯林,直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访问中国才了解这一情况。当伊朗的新领导人了解中国后,他们开始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们发现中国十分憎恨当前西方主导全球格局,坚决抵制西方自诩的文化优越感,决心创造一个非西方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新秩序,有着团结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强烈意识。中国的外交家也致力于向伊朗宣传这一主旨。并且强调中国的宗教自由*策,证明中国的穆斯林拥有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中国对伊朗新*府*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帝国主义和不结盟*策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年,中国调整了外交战略,远离了亲密的反苏战略伙伴——美国,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中国不仅认识到苏联是战争的最危险源头,号召全世界抵制苏联扩张主义,也认识到美苏如今几乎一丘之貉,同为霸权主义。中国媒体加大对美国*策的批判,开始更加重视第三世界。中国还开始积极地对莫斯科的姿态进行回应,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国在这一年的外交战略调整,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里根*府对台湾销售武器,并且里根*府恢复了对苏联的遏制*策,阻止了苏联取得全球霸主的危险倾向,如今苏联处于守势,不可能发起新的扩张行动。其二,考虑到80年代美伊不断上升的紧张关系,只要保持与伊朗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就可以制衡美国对台湾的*售行为。

两伊战争时期是中伊两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特殊时期,第一次是公元7世纪,萨珊波斯亡于阿拉伯帝国,波斯王子流亡长安,受到唐高宗的优待。近代以来,中伊两国又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无论是近代遭受殖民入侵,抑或是社会*治进程的逐渐成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80年代的外交变化,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曾发生过,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而言之,即从非理性逐渐走向成熟、务实。两伊战争期间,由于伊朗的非理性外交使之内外交困,而中国给予了伊朗许多重大的支持:中国逐渐成为伊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并拒绝美国要求的对伊朗进行武器禁运;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在安理会上替伊朗说话的国家;中国批评美国对伊朗的*事行动,支持伊朗要求所有“大国”*事力量撤出海湾,将海湾安全事务交由海湾国家自己处理;中国还在年与伊朗进行核研究项目合作,以获取对萨达姆和他的核武器项目的核威慑能力。这也是伊朗为何从对中国的不信任与敌对逐渐转变为在年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对话者之一的原因。然而,中伊两国关系并非发展到十分亲密的地步,对伊朗而言,伊朗要求中国与其更加亲近,支持伊朗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对中国而言,目前中伊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期望值,对伊朗不能过分亲近,仍需保持一定距离。换言之,中伊彼此对两国关系的期望值是不均等的,其原因在于伊朗对中国需求要高于中国对伊朗的需要,伊朗对中国的依赖大于中国对伊朗的依赖。伊朗对中国的需求是由于伊朗初期非理性的外交造成的国际孤立和两伊战争中的困境,而中国是安理会中唯一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帮助伊朗的友好国家;中国对伊朗的需求是出于冷战时期地缘战略的考虑,反对美苏霸权,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战略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需要避免因与伊朗过分亲近而疏远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尽管如此,中伊两国在两伊战争期间*治经济交流,特别是中国对伊朗的雪中送炭,为将来中伊两国关系的长期友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释略）